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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5月16日起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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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柏生
当前，军队管理以何种方法为主，众述纷纭。有的认为，随着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和军队成分的变化，必须以思想教育的方法为主，也有的认为，当今正处在改革的时代，经济方法的作用愈来愈大，，主张以经济方法为主。认识不一，致使一些干部无所适从，被动应付。我们认为，军队社会职能、组织形态、活动方式等与其它社会组织有很大的区别。由此决定了军队管理是丫种特殊形态的管理，具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和内在要求。剖析管理活动的各种方法，唯有行政方法比较适应军队管理的特殊规律和要求，仍然是我军管理的主要方法。要确立行政方法在军队管理中的主导地位，需要认识和研究以下三个问题。
一、行政方法的本质
什么是军队管理的行政方法?它的本质是什么?弄清这些问题是正确运用这一方法的前提条件。所谓军队管理的行政方法，似可定义为：依靠各级领率(导)机关和全体军官的权力，通过发布条令条例、规章制度等行政法规和直接下达命令、指示、计划等指令性交件，来协调军队各类人员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和秩序，从而保证军队整体协调一致地完成预定目标的一种方法。通常强调的运用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管理部队，就是对行政方法的高度概括，也是行政方法在军队管理中的实际运用。行政方法的这一本质特点，把它与思想教育的、法律的、经济的各种方法严格区别开来，成为一种可以独立运用的管理方法。
纵观我军管理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之后。我军管理工作的发展进程，不难看出，行政方法在保证军队集中统一、协调一致地履行军队职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把行政方法与科学管理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实践证明，行政方法的有效性根源于其内在的科学性。首先，我军已经建立了比较科学的管理指挥体系。特别是去年开始的当前仍在进行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把我军指挥管理体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实行科学的行政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行政方法的依据是条令条例、规章制度。其中最基本的是共同条令，即《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和《队列条令》。我军的共同条令，随着我军历史的发展，几经修改和补充，既修正了我军早期条令中受苏军条令和旧军队法规影响的某些不符合我军性质、宗旨的东西，也清除了林彪、“四人帮”掺入的污垢杂质，同时还注入了体现我军特色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新鲜血液”。由此可见，以行政方法为主管理部队，管理体制科学、管理依据完备、管理基础牢固，形成了严密的科学管理体系。某些同志把行政方法与简单粗暴等同起来，其原因是把行政方法本身与运用行政方法时出现的偏差混为一谈。还有少数同志把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与滥施惩罚相提并论，导致了两种倾向，一种是错误地认为用行政方法管理部队就是要处分人，因而乱惩滥罚;另一种是不敢运用行政手段，害怕戴上“惩办主义”的帽子。这种认识既无理论根据，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二、行政方法的特点
行政方法之所以成为我军管理的主要方法，是由行政方法区别于其它方法的显著特点决定的。
第一，我军管理的行政方法，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以鲜明的“权威”为特点的。漫长的战争历史和建军历史充分证明，权威在军队管理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是领率机关和全体军官(特别是指挥军官)富有成效地指挥部队作战、进行教育训练、团结军人集体、巩固部队秩序最重要的条件和因素。我军行政方法的权威根源于各级领率机关和全体军官的权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表明，我军的各级领率机关是军队整体利益、全体士兵利益和意志的忠实代表。各级领率机关从全局出发行使各自的权力，并通过全体军人的承认体现为威信。这种权威是军官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和领导管理艺术的综合反映。我军是人民的军队，全体军官都是人民的公仆，向党负责，为兵服务，从而决定了这种权威具有强大的动员力、号召力和凝聚力。
我军行政方法的权威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之上，这与资产阶级军队强调权威有本质区别。我军行政方法的权威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任何决策，指令都是通过广泛发扬民主，在集中群众智慧的基础上作出的。即使采取行政措施，也不能凭长官意志个人说了算，而必须集体研究，形成决议后执行。因此，我军行政方法的权威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因而受到全体官兵的自觉维护。这对保证我军行政方法的正确方向，防止各级管理人员在管理部队的过程中出现不应有的失误和偏差，以及克服管理工作的片面性和随意性等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我军管理的行政方法，是在启发自觉的基础上以无条件的“服从”为特点的。国内外一些著名的管理学专家在论述行政方法的适用范围时，都认为，行政方法最适合于军队以及类似军队性质的社会组织的管理。其主要理由，就是因为行政方法是以无条件“服从”为前提的，带有广泛的强制性，具有巨大的约束力。
首先，这种强制性和约束力，是实现军队职能的需要。军队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高度统一的意志，一切行动听指挥是军队的命脉所系。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总政余秋里主任最近提出的“八个不准”都是以服从为前提的。如果不讲强制性，不讲服从，没有日常那种硬性的规定，军队就会失控。在战争环境下，战区秩序、战场纪律、作战协同将无法维持，关键时刻就难以一声令下赴汤蹈火，就不能完成军队的根本职能。在和平建军时期，正常的工作、生活、训练、战备秩序也无法维持，就不能保证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其次，这种强制性和约束力，是完成管理职能的需要。外国军界认为，军队管理，是一个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人，而同时又得到这些人的服从、信任、尊敬和诚心实意合作的艺术，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运用行政方法管理部队，就是运用在不同范围、不同场合，不同时机起作用的，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行政法规管理部队。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种协调活动。即管理者协调被管理者的活动。而被管理者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有自觉服从协调的，也有免强服从协调的，还有拒绝协调的。特别是对于第三种人，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只讲自觉性，不讲强制性，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充分发挥行政方法的强制作用，对其执之以纪、绳之以法，才能完成管理职能。如果没有这种强制性的行政法规和措施，管理秩序就无法维持，管理工作就不能正常进行。
再次，这种强制性和约束力，是管理对象的自觉要求。我军是人民军队，行政法规、行政命令的强制性是建立在全体官兵高度自觉性的基础之上，体现了管理双方的意志和要求。所以，这种具有强制意义的服从，是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的，服从领导、遵守纪律是每个军队成员的自觉要求。
第三，我军管理的行政方法，是以严格的“规范”为特点的。我军行政方法规范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管理依据的规范性。运用行政方法管理部队遵循的依据是条令条例，规章制度和命令指示。我军的共同条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和颁发，其它条令条例由有关军事权力机关制定。它是社会主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社会主义法的规范性。二是管理内容的规范性。运用行政方法管理部队，其基本内容概括起来是管人、管物、管时间、管信息。具体包括贯彻共同条令、落实规章制度、维护内外关系、增强官兵团结、严格组织纪律、培养优良作风、管好装备物资、预防各种事故和建立正规秩序等等。这些内容各自具有明确而规范的标准，是规范军队活动和全体军人行为的共同，准则。三是管理程序的规范性。行政方法的管理程序，一般为领导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先确认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尔后，确立行动步骤，要求部属按部就班地付诸实施。在具体管理活动中，也是严格遵循按级管理的原则，上级管下级，一级管一级。
此外，我军管理的行政方法还以求得最佳“时效”为特点。我国一些管理专家把行政方法看成是“特效药”。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财力、时间、信息等要素，迅速形成管理力量，协调一致地实现管理目标。这一特点对于军队，特别是在战争环境里以及和平时期抢险救灾等特殊紧急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地实现管理职能。
三、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行政方法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行政方法时趋利避害、扬长避短，着重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要处理好行政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关系。我军管理已进入了科学管理时代。它的主要任务已不局限于穿衣戴帽、整理内务、打扫卫生等，而是在军事、政治、后勤等领域进行高层次的协调活动。军队管理不能满足于不出事故、平安无事。现代管理是以求取实效为其特点的。军队管理已经成为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多功能的“系统工程”。要保证这个“系统工程”的有效运行，单纯依靠行政方法是不够的，必须附之思想教育的、法律的、经济的(一定范围内)手段，充分发挥各种管理的不同作用，使之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要处理好以“权”服人与以“理”服人的关系。有人称行政管理为有权管理，事实也是如此。运用行政方法进行管理，个人意志和权力，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意志和权力非同小可，稍不慎重，就有可能陷入“人治”的小圈圈，把管理活动引入歧途。必须认清我军管理中以“权”服人与以“理”服人是辩证的统一。运用行政方法管理部队，是与教育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管理者既要有法官的气质，敢于和善于运用手中的权力，坚持原则、分清是非，果断“裁决”。又要闪烁着民主的光辉，在充分说理的前提下，让被管理者自我认识，自我觉悟，自我反省。
要处理好集中管理与按级管理的关系。行政方法比较强调集中决策、统一管理。如果与分级管理的关系处理不好，就有可能把下级的事情事无巨细地置于统一指令的控制之下，影响管理效果。不论是某一机构还是某个人，管理的幅度都是有限的。必须充分发挥各个管理层次的作用，各司其责，形成一个逐级负责、层层监督的体系，让所有层次自主地处理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要处理好严守程式与相机而动的关系。行政方法规范化的特点，要求管理者在管理部队的过程中严格遵守规范化程式。但是，军队管理的主要对象是人，人是有思想的，最活跃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突发因素下，会发生许多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会使管理工作出现一些事先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运用行政方法管理部队不仅要强调严格遵守规范化的程式，而且要注意灵活权变、相机而动，及时制定新的规范，使我军行政方法的规范化程式日臻完善，趋向合理，符合形势发展的要求。
要处理好“纵向管理”与“横向管理”的关系。行政方法十分强调“纵向管理”，即上级管下级、机关管部队，干部管战士。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为了适应部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后的情况，在强调纵向管理和控制的同对，必须充分挖掘“横向管理”的潜在效益，大力开展群众性的自管互管活动，作为“纵向管理"的必要补充，以延伸管理者的触角和控制范围。众所周知，在企业管理中，劳动者参与管理被认为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样道理，充分认识广大战士在部队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大力进行“兵管兵”和战士自己管理自己的教育与实践，也是新时期部队管理的客观要求。
(本文选自军队管理学术讨论会论文)
桂林陆军学院副院长 马声儒
管理工作是我军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它贯穿于部队活动的各个方面，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提高军人的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部队进入了和平建设的时期，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管理能力、管理水平，搞好军队管理显得更为重要。下面就新时期军队的管理工作，提一些探讨性的意见。
一、我军有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管理原则和方法
管理是通过指挥、调节，控制等手段，协调入与物的关系，按确定的目标和秩序规范人的行为的综合性活动的总称。管理是一种社会活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有不同的管理原则和方法。同样，不同阶级的军队，也有不同的管理原则和方法。我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和剥削阶级的军队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有着和剥削阶级军队不同的建军原则、方针和制度。这些原则、方针、制度体现在管理工作中，也就有着和剥削阶级相区别的为我军所特有的一些管理的原则和方法。
一、政治平等的原则。官兵一致是我军的建军原则，这一原则体现在管理工作中，就表现为政治平等的原则。管理有控制、服从、执行等功能。和剥削阶级不同，在我军的管理工作中，上下之间并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也不形成人格的依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完全平等的，这是剥削阶级军队所不能做到的。
二、集中与民主的原则。军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的管理当然要体现这种集中统一的要求，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是世界上一切军队的共同要求。但是，我军的管理，还体现着民主的精神。战士和干部都有权利对管理工作中的缺点、问题发表意见提出摇评，战士可以对干部，下级可以对上级实行监督。
三、严格管理与说服教育的原则。严格执行条令、条例、纪律，以条令、条例、纪律来规范军队的行动，这是军队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条令、条例、纪律具有强制性，人人都必须服从。同时，我军的管理又注重说服教育，通过讲清道理，启发觉悟，使干部、战士把执行条令、条例、纪律，变成内在的信念，自觉加以遵守。干部既以严治兵，又以情带兵，对战士，对下级虽严格要求，但不简单粗暴，因而形成官兵融洽，官兵团结的新型的关系。
四、干部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我军管理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干部的模范作用。凡要求战士和下级做到的，上级和干部自己首先做到，在行动上给部属和战士做出榜样。榜样是无形的力量。一些干部虽然能力、水平不高，却能实施有效的管理，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新时期我军的管理原则和方法必须发展和提高
但是，如同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事物一样，管理的原则和方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我们的军队都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军队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管理对象都和过去大不一样了。因而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一套管理的原则、制度和方法，也需要发展，我军管理工作的优良传统也应充实进新的内容加以丰富提高。
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永远处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之中，社会的变化随时都影响着我们的军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比过去有很大提高。而士兵服役具有尽义务的性质，生活水平还比较低，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文化生活在由单一走向多样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由于军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地方允许的，军队不一定允许，地方提倡的，有的军队要加以限制;和平时期，军队要积极参加经济建设，要搞好军地共建精神文明的活动，但又不能因而松懈斗志，走向自由散漫。社会因素影响的增多，必然给军队管理带来新问题，提出新要求，也拓宽了军队管理的内容，同时要求我们善于利用社会的因素，借助社会的力量来共同搞好军队的管理。
军队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人，即军队的干部、战土，主要又是连队的战士。今天的战士，具有与过去的战士不同的许多明显的特点。他们多数人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思想活跃，求知欲强，勤于思考不盲从，服理不服权，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同时，由于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不但要求有较好的物质生活，而且要求有丰富的文化生活。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也要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善于说理，说到做到，不但要搞好连队的伙食，而且要活跃连队的文化生活。现在干部中常有“兵难带”的说法，其实，并不是“兵难带”，是我们许多干部的带兵方法，不能适应今天战士的要求。行为科学的管理理论也承认，人是有积极性、创造性，愿意做好工作的。如果没有发挥出入的积极性，应从管理上去找原因，通过改善管理以排除障碍发挥积极性的因素。对于所谓“兵难带”，也应该从管理上去找原因。只要提高我们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改善管理方法，“兵难带”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和战争年代相比，今天我军的武器装备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不仅在火力、突击力、机动力、防护力、快速反应能力等方面有了新的提高，而且已有了一定的战略核反应能力。目前许多电子、通信、工程防化等新式武器正在陆续装备部队。军队是按确定的编制、体制建立起来的人与武器结合的实体和结构，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使人和武器实行最佳的结合，并通过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去发挥武器的最大效能。因而随着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及其类别，数量的空前增多，管理工具和管理手段的日益先进，必然对管理者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如利用电子计算机作为工具去进行管理的问题。
所谓管理，就是管理者为了实现一定目标而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监督和协调的活动。因而管理目标的确定，对管理的原则、方法有着影响、制约的作用。战争年代我军的管理目标是比较单一的。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行军，打仗，管理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能够保障部队的供给，维持部队最低限度的生活，在行军中少减员或不减员，在战斗中能消灭敌人，取得战斗的胜利。今天，这些情况都变了，正规化建设成为部队建设的重要方面，对人的素质的要求也提高了，战土不但要学习军事，提高政治、文化素质，还要学习复员后所需要的民用技术。新的目标的提出，需要管理的原则，方法也随着变化。
三、创立适应新时期建军需要的现代军事管理科学
要搞好新时期我军的管理工作，不但要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而且要学习现代的管理科学理论，其中包括有批判地吸取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理论中某些有益的东西。
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但是，其中也反映现代化大生产的共同规律的内容，这些是没有国家、阶级的界限，是可以利用的。军队是阶级的武装组织，有强烈的阶级性，因而，军队管理工作超越于阶级性之外的共性的东西更少，但也存在着为各国军队所普遍适用的某些共同的内容。强调阶级性质的区别，对外来的东西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是不对的。但是，又不能食而不化，机械照搬，而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以分析、鉴别，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对外国的东西我们要从需要出发主动地去选择，选择的原则是：(一)要适合于我国的国情，我军的军情，有利于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而不是削弱和危害我军的优良传统;(二)有利于巩固我军的斗志，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而不是松懈我军的斗志，降低我军的战斗力;(三)有利于增强我军的上下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而不是削弱上下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四)有利于调动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不是束缚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创造性。一句话，要有利于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
我们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总结我军现代管理的经验，又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吸取外军现代管理的科学内容，创立适应新时期建军需要的现代军事管理科学。这门科学是揭示军队管理本质和规律，对军队各项管理工作起普遍指导作用的原理、原则、方法和手段等组成的理论体系。它大体可分为下列几个部分：(一)总论部分。其内容包括：我军管理的历史发展，管理的对象、过程、职能、本质和意义;军队管理的特点以及基本规律、原则和体制等。(二)分述部分。其内容又可分为：一是管理的基本制度、手段和方法。二是专项管理，如军事、政治思想、后勤、科研、军工诸方面的管理和预防事故等。(三)实现管理职能的条件——包括人员的素质、管理的机构和技术手段等。这门科学还必须具有突出的军队特点、鲜明的政治特点、浓厚的民族特点和强烈的时代特点。按照这样的科学理论进行管理，就一定能把我军的科学管理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选自军队管理学本讨论会论文)
成都军区司令员 傅全有
军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军队建设转入和平时期建设轨道的战略决策，是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搞好新时期的军事管理，就是其中关键的一环。这是因为，一切军事活动，都必须以有效的管理作保证。现代化的军事活动，需要现代化的军事管理。
我军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管理的理论、原则、制度和方法，对于我军的作战和建设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必须认真继承和发扬。同时，应该看到，军事管理是一项不断适应新的挑战的研究工作，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模式。因此，应当把军事管理作为一门动态的科学，不断地进行探索和研究，以适应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如果观念不对，再好的管理方法也会“视而不见”，得不到重视和采纳;即使采纳，也会在实际运用中遭到非议或歪曲。所以，树立正确的军事管理观念至为重要。
一、树立效益的观念
军事管理与其他领域的管理，虽然各有其特点，但从本质上讲，都是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职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管理场”，使置身其间的管理对象能自如、高效地运动，发挥恰当的作用，以实现预定的使命和目标，取得最佳效益。
管理，对于生产来说是生产力，对于军队来说就是战斗力。在分工精细，协同复杂，人员，组织需要高度集中统一，装备技术繁杂的军事领域，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管理出军事效益。通过科学管理，才能在宏观上对军事理论、编制体制、武器装备、军事人才、军事训练、部队作风纪律培养等工作进行科学的规划、预测和决策，才能把各个子系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协调起来，在战备执勤、教育训练、施工生产等项具体工作中充分发挥整体效能。在战争中，管理对于提高军事效益的作用，尤为明显。科学的管理，能培养指战员顽强的战斗作风、钢铁般的纪律和严守时间的观念，能使各军兵种和各单位协调一致，使正确的意图得以实现，能使武器装备和其它各种物资发挥最大的物效。
管理出经济效益。我军不仅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而且是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在物质文明建设中，不管是参加国家经济建设，还是军队自身的农、副、工业生产，都需要通过有效的管理，去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同时，通过科学管理，对于搞好部队武器装备和其他各种物资的使用和维护，节省国防经费，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管理出政治效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四有”新人，提高人的素质。但是，培育“四有”新人，提高人的素质，既要靠教育，又要靠管理。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不管好人，不管好人的思想，就谈不上培育“四有”新，人，提高人的素质。只有使思想教育与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管理是提高人的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
管理出社会效益。在管理的实践中，军队大批干部和战土努力钻研管理理论，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了管理能力，这不仅是军队建设的需要，而且在全社会都有广阔的用途。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为什么世界各国的各行各业都愿接纳军队的人呢?因为军队的人员的科学知识和文化水平比较高，还有管理方面的知识。”这是管理出社会效益的具体表现之一。同时，通过政治教育，科学管理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密切配合，使我军成为一支有高度思想觉悟、良好道德品质和严格组织纪律的军队，在全民族中具有巨大的精神影响。这也是管理出社会效益的具体表现。
事实证明，军队的一切工作离不开管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牢固树立了效益观念，军事管理才有目标，有方向，有动力。
二、树立开放的观念
军队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是一个开放系统。当它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时，能不断地接受新的需要和新的价值观念。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逐步深入人心，军事管理在如何适应开放性方面有了一些可喜探索和尝试。但是，耽心开放后出乱子，耽心引进会否定我军管理的传统，对军外、国外的管理理论和手段不屑一顾的现象，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
首先，必须对“管理”的属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管理具有两重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管理两重性的原理，对于我们正确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管理理论和管理经验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就其自然属性来说，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有其共同之处，因而，我们可以借鉴外军管理中符合科学的东西，结合我军的情况加以消化、运用。就其社会属性来说，就必须区分不同社会性质的管理，不能照搬照抄。
其次，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军传统的、同科学的管理外来的管理之间的关系。毫无疑义，我军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符合实际情况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理论、原则、制度和方法，它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高，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外国军队已广泛注意，尤其是我军在管理上注重对人的感情的引导，从根本上提高管理对象服从管理的自觉性，早已引起外军管理者以至外军企业家的浓厚兴趣，影响到他们管理方式的变化。实际上，这对外国是引进，对我们是输出。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军的管理体系本身，还有待于完善、提高，尤其是对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对人的生理、心理、社会特性与管理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管理对象、环境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问题都亟待研究和解决。
第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国民经济管理领域内，从理论、原则到具体方法，都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成功的经验，是值得军事管理学习和借鉴的。当然，由于军队的任务、对象不同，有些在经济领域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于军队不一定合适。但是，象重效益的观念、实行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对干部根据实绩解决升降去留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等大量科学管理的方法，是可以也应该结合军队实际进行借鉴的。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以及军民共建、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活动蓬勃发展，军队与地方的接触呈现扩大的趋势。我们还应该借助社会的力量，如地方党委、政府、学校、家庭来加强对部队人员在营区内外的教育和管理。
三、树立民主的观念
民主，首要的意义是指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国家制度和国家形式。这里所说的民主是指人民在政治上有自由发表意见，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的权利。
管理是由众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参加的工作，仅靠少数人无论如何是办不好的，必须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军事管理也不例外。为了充分发挥广大干战管理和服从管理的积极性、创造性，使管理卓有成效，管理者必须树立民主的观念，学会民主管理。
只有树立民主的观念，才能培养和增强被管理者的参与感。有的同志感到部队很难管，被管理者缺乏参与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被管理者有没有参与感，是能否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因素。许多事实证明，由于充分发挥了被管理者的才干和能力，使其参与领导，他们感到有了尊严和地位，并有了归属感和被承认感，从而促进了管理效能的极大提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被管理者的民主意识将逐渐强化。这样，对民主管理的要求就更高了。军队也是一样，八十年代的士兵与五、六十年代的士兵相比，文化程度高、思想活跃、民主愿望强烈。如果在管理中，不采取民主的说服的方法，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只有进行民主的管理，才能使管理者建立起权威。权威与权力是有区别的。一项任命可以使某个领导者拥有某些权力，但不等于建立了权威。一个领导者要进行有效的管理，就需要以个人权威作为规定权力的必要补充。权威的建立，要依靠管理者个人的智慧，博学，经验，精神道德，指挥才能等，同时也取决于管理者是否具有民主作风。一个缺乏民主作风的管理者，被管理者在表面上可以对他表示“服从”，但那种“服从”是“慑服”，而不是“信服”，会大大削弱管理的有效性。
只有树立民主的观念，才能促使作出科学决策，这是民主管理在高层次领域中的运用。管理在本质上说，就是决策。管理者的最终产品就是决策与行动。决策正确，成效卓著，决策错误，损失严重。在管理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然而，管理者要作出科学的决策，单靠个人智慧，靠拍脑袋是不行的，必须依靠集体的智慧和整体的力量。特别是现代军事管理，内容极为广泛，对象纷繁复杂，手段日益先进，只有广开言路，破除言禁，集思广益，博采众议，才能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为有效管理提供前提条件。
我军有民主管理的优良传统。但是，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十年内乱”时期民主遭到践踏，其流毒至今未彻底肃清。在军事管理领域里还存在民主观念不强的问题，存在着不能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纪律的关系的问题，以至出现在计划、决策时失误，在部队管理中简单粗暴、放任自流和不服从管理的倾向。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进一步强化民主管理观念，扩大民主管理的范围，使管理取得更好的效益。
四、树立法治的观念
我国的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规范化。被奉为国家意志的党的政策，集中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它包括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规。我军的条令条例和各种规章制度，是治军方针、原则的具体化、规范化、制度化，属于法的范畴。以法治军，就是根据国家的法律和军队法规来管理军队。
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所谓人治，就是个人独断专行，按个人的意志办事。我国是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管理国家事务的人员，包括军队各级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就必须按照代表了人民意志、代表了党的政策的法律办事，而不允许离开法，超越法，随心所欲，各行其是。
我国的法律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是在总结了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经过群众讨论，由立法机构慎重作出的，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也是科学的。我军的条令条例是我军近六十年建设经验的总结和结晶，符合部队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只要我们依法进行管理，用国家的法律和军队的条令条例以及各种规章制度去规范包括管理者在内的全体人员，去处理军队建设中的各种问题，是一定会取得成功的。
军队特殊的使命也要求用统一的严密的章程来实施管理。军队是武装集团，主要任务是保卫祖国，抵抗侵略，因此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行动，极强的纪律观念和时间观念。要做到这些，就必须用统一的而不是参差的，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规范的而不是随意的标准去规范人们的行动。而具有制度化、规范化和稳定性、连续性的法律法规提供了这种可能。条令条例就是用法律的形式把统一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固定下来，供全军部队长期，严格地遵照执行。
加强以法治军，是适应部队精简整编，提高管理效率的有效办法。部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后，管理机构和人员相应减少，如不改进管理方法，势必既劳神，又误事。改革的办法之一，就是加强管理者依法带兵的能力，增强管理对象守法遵章的自觉性。依法管理部队，可以使各级各类机构和人员权、责、利分明，保证彼此间衔接、协调，各自正常发挥职能，充分发挥管理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军有法治的传统。建军初期就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国后，制定了兵役法，军委和总部机关陆续制定颁布了共同条令和各军兵种各部门的条例，这些都为我们依法治军提供了依据。当然，我军的法规还有待健全、完善。
以法治军，已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军队进行“三化”建设的根本措施和重要保证。认真搞好法制学习，切实增强法治观念，培养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并付诸于管理实践，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对管理者提出的必然要求。
五、树立科学的观念
科学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管理科学化，实质就是管理的理论、原则、制度和方法要符合客观规律，主观与客观一致，减少甚至消除对于经验的依赖程度。
管理需要经验。但现代管理遇到的问题错综复杂，关联因素众多，情况千变万化，企图凭简单的推理和直觉的判断来进行决策，实施具体管理，显然是不够的。要使管理成为科学，就必须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从客观的立场、用科学的手段对管理现象进行观察、研究，探索其中的客观规律，同时从管理现象中提炼概念，形成理论，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管理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管理逐步减少对经验的单纯依赖，从而使管理水平和效益不断提高，实现科学化、最优化。
树立科学的观念，必须有科学的素质。提高管理者素质的有效途径，是学习马列主义，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和探讨我军管理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同时要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硬科学和软科学的知识。
树立科学的观念，还必须改进思维方式。有的管理者受旧的思维方式的支配，或懒于动脑，或怕担风险，习惯于常规思维、定势思维，缺乏创新精神，对虽被实践证明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但习以为常，属于惯例的东西，不敢去改革，这就难免脱离已经发展了的现实。在改革创新的时代，我们应该本着科学态度，对已被实践证明是不科学的东西，采取超越常规的思考，重新认识，辨别真伪，以便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使科学的成份在认识中加强，使新的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在反思中逐渐形成。
当前，我们的国防建设正处在向现代化腾飞的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国防科技、军事理论、军事管理是“三大支柱”。在我们的国防科技存在着差距的情况下，更需要用先进的军事理论和科学的军事管理弥补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树立和强化正确的管理观念入手，提高军事管理的效能，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李楚荣 陈华春
一、军事管理决策的基本类型
决策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根据现代科学决策理论有关决策类型的划分，我们认为，军事管理决策按其程序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经验决策和科学决策。经验决策是凭领导者个人的直觉判断和经验做出的决策。这种决策过程较简单，处理的信息量也不很大。从目前情况看，军事管理中通常较简单的中、下层和个人的决策多属这种类型。科学决策是指在科学的理论和知识的指导下，运用科学的程序和方法，作出的具有科学依据的选择和决定。它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军事管理中对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对新情况、新问题的处理，通常采用这种类型;
2、常规型决策和非常规型决策。常规型决策是指在行动规范中重复出现的例行决策。这种决策主要是针对在管理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依据条令条例和其它既定章法，而采用的例行的解决办法。这种决策一般不很复杂，把握性较大。非常规型决策是指偶然发生的或首次出现的非例行决策。这类决策没有现成的先例可查，没有既定程序可循，决策的后果也不清楚，它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较多。
3、个人决策和集体决策。个人决策就是由领导者个人作出的，并对实施后果负责的决策。这种决策迅速，事权集中，责任明确，而且容易保守机密。集体决策通常采用
会议等形式，对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所作出的决定，其后果由集体承担。集体决策能集思广益，深思熟虑，有较大的把握性。集体决策和个人决策都是目前军事管理中常见的类型。
二、军事管理决策的一般程序
决策的科学化要求程序必须科学化，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决策，领导者在作决策时，都必须有一个健全的决策程序。这个程序包含着相互间存在的有机联系的各个步骤，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系统。按照决策科学化的要求，我们认为，军事管理决策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确定目标，制订计划
确定目标是决策的第一步，是制订计划的前提条件。有了目标，明确了要做什么，才能拟出达到目标的各种计划方案，对于各种方案的优劣才有评价和取舍标准。选择目标必须在掌握足量的信息资料和系统分析、进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进行。其基本要求是：一要明确具体。从目标的内容、时间、范围上分清楚，要求措施上搞明确，并尽量数量化，不能笼笼统统，含糊其词。过去有的部队提出“一年内跨入正规化建设的先进行列”，“半年内摘掉后进单位的帽子”，类似这些“口号式”的东西，不能构成目标。二要高低适当。如目标水平太低，无挑战性，实际上等于没有目标;目标水平太高，经过一再努力仍达不到，就会挫伤下属的积极性，目标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三要主次有别。首先应明确决策要保证达到的关键性的目标，其次是希望达到的目标。四要有系统性。确定的目标不是矛盾的、杂乱的，而是统一的、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一个目标整体。
在确立目标的基础上，就要制定实现目标的计划，有目标而无计划，目标将永远是束之高阁的理想，有计划而无目标，计划将是毫无依据、毫无价值的。因此，糊定计划时必须紧紧围绕目标，从部队的客观实际出发，设计具体的做什么、怎样做的一些问题，计划越周密越详细越好。还可根据目标要求制定长远计划和短期计划，以促使目标的实现。
2、收集信息，科学预测
进行决策，先要心中有数，这个数来源于准确的信息和完整的资料，只有知己知彼，决策才能达到有效性和客观性。斯大林曾经说过：“为了领导，必须预见，没有预见，就谈不上领导。”衡量现代领导者的标志之一，就看是否具有战略的眼光，审时度势的能力，预见未来的本领。科学预测不是靠假设、猜想、求神问卜，而是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借助于科学的预测技术，通过对大量信息的系统分析，对事物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先的估计和推测的结果。其目的是减少对未来事件的盲目性，增强对未来的适应能力，主动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在适应条件下达到最佳效果。
预测是提高领导预见性的途径，是实施科学决策的关键。预测和决策是相辅相成的，预测侧重于对客观事物的科学分析，决策则侧重于有利时机的选择。预测提供的是各种可能的方案，决策则根据有利时机在多种方案中选择最优者。预测是决策科学化的前提，是为决策服务的。没有预测，就没有科学的决策。
3、制定方案，从中选优
确定了目标，取得了一定的信息资料和进行预测以后，就要拟定可能实现决策目标的多种方案供领导者选择。制定方案时要精心设计，确定方案的细节及实施后可能出现的后果，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求实精神，重大方案要进行严格的论证，反复的计算和细致的推敲，使方案有充足的根据，经得起反对者的挑剔。
方案选优，这是决策程序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无论多高超的智囊团，怎样出色的方案，都必须通过领导者的抉择才能实际发挥效力。如果决策者没有选择最佳方案，而选择了“次佳”甚至“不佳”方案，那么，决策的全过程就不会成功甚至是失败的。因此，领导者在选择方案时要抓住：一是比较择优。就是将各种方案进行比较，全面权衡各方案的利弊、得失，选择理想方案，最后决断。二是补充完善。确定一种方案后就要以这种方案为基础，综合各种方案的优点，进一步完善，形成更为理想的方案。三是可行性推测。就是指在规定的条件下和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任务的可能性，决策后可能产生的后果。对重大问题决策时要做到，没有调查研究不决，没有智囊谋划不决，没有充分研究不决，没有两个以上方案不决。
4、决策执行，反馈控制
决策和决策的执行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没有决策就不可能有目的的行动，而行动过程中，又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作出新的判断和决定，所以，选出最佳方案作出抉择后，并非决策过程的终结，而是决策执行这一新阶段的开始，是决策阶段的继续。
在决策实施过程中，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所有事先考虑到的后果都会变成可能发生的问题。怎样才能及时抓住并解决出现的问题，使决策按既定目标进行，就必须加强反馈控制，也就是说领导者要及时了解掌握各方面的信息，依据信息实施有效的控制。信息反馈是为了控制，而任何控制又都需要通过信息反馈来实现。没有反馈就没有自动调节和自动组织，没有反馈就无法实现控制。实行反馈控制，一方面可以及时发现并解决某些不按决策进行的现象，另一方面又能对因客观形势的变化出现某些事前没有考虑到的后果，而及时修正决策本身的偏差。所以，反馈控制是检验决策执行情况和决策制定本身正确与否的重要阶段，也是决策程序中不可缺少的阶段。
(5)修正偏差，追踪决策
追踪决策是指原决策开始实施后，因主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时，对原决策方案的根本性修正。为准确掌握决策执行情况，领导者应该组织人员不问断地监督检查，以便发现任务是否按时完成，质量是否达到既定标准，人员是否胜任本职工作，物力是否得到了保证和充分利用，全体人员是否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等情况，为追踪决策提供数据、信息和资料。
在决策实施当中，往往受到大量随机因素的影响，问题源、决策客体、环境等因素处于不断变化中，使原决策不能按照预定目标发展，甚至出现偏差。这是科学决策中的正常状态，所以，决策者必须掌握追踪决策的原理和方法，一旦发现原决策有过失，严重影响决策目标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进行相应的追踪决策，使调整后的目标决策得以实现。
管理方式也应随之有所变化，金科玉律的形式是没有的。
以上是军事管理决策的一般程序和方法。但在实际工作中，决策程序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要根据事物的发展变化情况，特别要从部队的特点出发，善于采用既简便又科学的决策程序。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刘华清
当前，海军广大指战员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为建设一只精干顶用、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人民海军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海军建设的历史证明，一切军事活动，都必须以有效的管理作保证。尤其是现代化的军事活动，更需要有现代化的军事管理。海军科学管理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有对高层、中层和基层等各个层次性的管理;有对作战、训练、装备、后勤、政工、行政、科技等部门性的管理;有对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空间等对象性的管理。我们要通过有效的管理，使海军真正达到象恩格斯早就指出的那样，把“许多人动作，许多力量溶为一个总的力量”，即“造就新的力量”。因此，学会现代先进的军事管理艺术，大力加强海军的科学管理，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社会的任何领域都离不开管理。军队也离不开管理。管理，对我军来说并不陌生。它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保证工作，早从红军时代起，直至整个战争年代，就有了优良的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古田会议的决议、加强党的领导与保证作用、支部建在连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一致、英勇战斗、团结奋斗以及纪律、内务等条令，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理论、原则和方法，对我军战斗力的巩固与提高，对保证我军的胜利，都起到了十分重大的历史作用。全国解放后，我军根据任务和条件的变化，总结了建军与作战的经验，从当时特点出发，把现代管理科学原理广泛运用于部队建设，使我军的管理日趋完善，更加科学。海军是以陆军为骨干组建的新型军种，继承发扬了我军管理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在三十多年的自身建设中，摸索出了一些符合海军特点的管理经验。但必须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海军建设面临许多新的情况，管理更加复杂，对管理科学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在向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前进的一切军事管理活动中，继承和发扬我军过去的管理传统是十分重要的，但更应创立适合新时期部队建设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当前，除了加强宏观管理，提高各级的决策水平;加强基层管理，搞好部队建设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加强机关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加强机关管理，对加强海军科学管理十分重要。因为机关是处在首长与部队之间，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又是部队管理的职能部门，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因此，机关职能作用发挥得好坏，工作效率的高低，对贯彻党委、首长的决策和部队建设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而加强机关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最根本的是使海军各级机关都能达到精干高效的要求。为此，要特别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更新和树立新观念
军委邓主席指出：“干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能力的提高首先取决于观念的改革。只有变革了管理观念，才能接收新的管理方法，重视科学管理。一是要树立人精好办事，机构精干效率高的观念。那种每当受领任务就要增加额外编制的“人多好办事”的观念，必然会给管理活动带来干扰，增加内耗，妨碍高效率，高节奏地履行机关的管理职能，延缓甚至阻碍管理目标的完成。二是要树立系统观念。机关负有对部队实施全面管理的责任，树立系统观念极为重要。一方面要把管理对象作为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来看待，加强对部队的统一领导，保证指令信息的集中统一。这就要求机关各部门之间加强横向联系，互通情况，搞好互相协调，避免政出多门，各执一词，出现分散主义的倾向;另一方向，也是最为重要的，即机关本身要有系统观念，要注意克服那种相互争人、争权、争钱的不良倾向，真正树立起全局在胸的整体观念。三是要树立效益观念。机关作为管理部门，它所制定的命令、计划、措施、规章制度，直接影响着部队的战斗力建设，往往上面偏之毫厘，基层失之千里。同时，机关还掌握着一定的资源，这些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又直接关系到海军建设的整体利益。因此，要求机关人员必须精心计划，科学管理，保证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都与部队的实际紧密结合，以求得更大的效益，真正能有利于部队战斗力的建设。四是要树立服务的观念。机关为部队服务，是机关职能所决定的。为部队服务，其衡量标准是要看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如何。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应从机关两个职能工作方面来看：一是机关人员在机关进行日常工作时，要把为基层解决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做到事事想着基层，早有规划，有问题必须设法予以解决;二是下部队工作时，也要把为基层解决问题，特别是那些就地可以解决的问题，作为首要的目标要求，必须解决好，不能把问题带回机关当“二传手”不了了之，下次下部队还是这些老问题“旧话重提”机关下部队的成效，是要看为部队解决问题的多少，而不是下部队次数人数的多少;看下部队是否做到了掌握情况准确、统计数据真实、分析问题透彻、解决办法具体、综合报告有力，是否能为首长解决部队问题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并以此作为衡量机关工作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标准。同时，基层部队要经常对机关工作给予评价，对机关起反制作用，以促进机关作风的改进，更好地为部队服务。
第二，实行管理责任制
责任制是科学管理的基础，在管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有责任制明确，才能围绕目标进行有效的活动，从而产生最大的效能。列宁指出：‘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一定的人对所管的一定的工作完全负责”。这就指明了责任制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首先要明确各级领导机关部门责任制。现代管理科学重要原理之一是强调层次性。只有每个层次都做好本层次的工作，才能达到有效的管理。海军部队各级机关的管理也应有鲜明的层次性，包括基地、支队(水警区、航空师)和大队等机关都应有明确的责任制。二是要明确机关各类人员的岗位责任制。管理工作渗透到海军各项工作中，涉及到每个人，每项具体工作。我们海军所有机关的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责任，做到处处有人管，事事有人抓，人人都有明确的岗位责任，每个人都能尽心尽责，忠于职守，协调一致，齐抓共管。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把部队管理好。
第三，逐步实现管理手段的现代化
机关要提高工作效率，除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之外，技术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因为管理同任何事物一样，都要有一定的技术手段为保障。现代管理手段就是以电子计算机为主体的自动化管理系统。我们海军现在拥有的计算机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但真正发挥作用的不多。据统计，技术先进国家的海军的计算机，百分之八十用于管理方面。我们海军各级机关要特别重视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应用，建立各种类型的数据库和网络系统，对机关和部队实施自动化管理，切实发挥现有设备的作用，为提高管理水平服务。
第四，提高机关人员素质
要做到机关管理精干高效，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因为人是管理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部队管理工作的成败，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人的因素。也就是说，把管理的内容、职能、原则、制度和方法，要真正转化为机关人员对部队实施科学管理的能力，取决于管理者本身的素质状况。因此，提高各级机关干部的管理水平，科学地管理好部队，首要的问题是全面提高他们的素质。从海军各级机关管理的状况来看，当前主要着重提高以下三个方面的素质。一是政治素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三大优良作风和五种革命精神，是我军良好政治素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海军各级机关干部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各级干部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热爱海军事业，甘当无名英雄，充分发挥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把法制管理与感情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管理成效。二是军事素质。人和武器装备是构成现代战斗方的两大要素。如何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好，就对机关干部提出了更高的军事素质要求。因此，我们的各级机关干部必须具备较高的决策能力、组织能力、控制能力、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才能驾驭复杂多变的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三是带兵素质。管理是一门科学，带兵是一门学问。我们讲带兵，包括带机关和带部队。这就要求领导机关不仅是一部运转自如的机器，而且能够带动部队运转。领导干部不仅要了解机关，熟悉机关，而且要了解部队熟悉部队，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机关于部要来自部队，有部队的基层工作经验。没有在基层工作的机关干部，要通过下部队调查研究、代职等多种形式，使他们学会并掌握带好部队的本领，而部队干部也要有机关，院校工作的经验。这样会培养造就众多的具有全面素，能上能下的干部，机关、部队的管理水平将会进一步改观。
(本文选自军队管理学术讨论会论文)
彭子才
军衔制度是军队正规化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完善军队的服役制制度、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对于确定军人的社会地位、政治荣誉和福利待遇等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军由于长期取消了军衔制度，军队干部管理产生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要建设一支“四化”的军队干部队伍，必须尽快恢复军衔制度。下面，谈谈个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没有衔级必然出现的问题
干部的使用和待遇是军队干部制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主要以职务来决定干部的使用待遇;二是设置与职务相并行的军衔等级，实行职、衔分离，将职、衔二者配合使用，运用职务的职能主要解决干部的使用问题，运用衔级的职能主要解决干部的待遇问题。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明，第一种办法弊多利少，第二种办法比较合理。
从理论上讲，职务和衔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谓职务，就是个人为国家办事的岗位，其特点是重才干，重能力，要求干部的才能与岗位能级要求一致;所谓衔级，是国家根据干部的职务、军事政治素养等条件，授与干部个人的等级称号，是国家对于部工作成绩的公开标记，在政治上对干部有保障地位、荣誉、权利的作用，在精神上对干部有鼓励、安慰的作用，在物质上标志着一定的报酬待遇。实行军衔制度，坚持职、衔分离，体现了职、衔不同的属性和功能，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原则在干部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我军在1955年至1965年实行军衔制度的十年间，军衔在确定军人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职务隶属关系除外)，加强组织纪律性，促进军队的正规化建设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在“左”的影响下采取了一些违反军衔规律的做法，例如在军衔等级之外保留薪金级别等，使军衔的主要职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以后，干部的薪金待遇是用行政级别调节的。这种级别虽有衔级的某种属性，但不具备规范、调节干部待遇的全部功能。同时，由于行政级别长期处于冻结的状态，加上我们的一些习惯做法，使职务实际上成了区别干部待遇的标准。这就产生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
(一)在干部使用上，难以把握住量能授职的原则。“因事设官，随能授职”，“有功者受重禄，有能者处大官”，这是我国古人倡导的一条重要治官原则，在今天也无疑具有现实意义。由于没有衔级，干部的待遇问题主要靠提升职务解决，使用干部时往往容易把资历和历史贡献看得过重，而把德才看得过轻，势必障碍年轻有为干部的成长。我军干部队伍建设上“论资排辈”思想所以难以克服，除了封建思想的影响，没有一个军衔等级来规范、调节干部的待遇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在干部的编制上，易于导致人员过多。根据实际需要设置职务、编制干部，是办事效率高的重要保证。古人说：“当官择人，则官虽简而常若有余。为人择官，则官虽繁而常若不足。”③怎样才能做到“为官择人”?根本的是要有一套健全的、科学的干部制度作保障。没有衔级制度，在编配干部时往往因解决干部待遇的问题，考虑干部的功绩，资历等因素而多安排一些职务，结果副职、虚职过多，出现“一官而数人居之，一事为数人治之”的现象。
(三)容易助长贪权恋位、以权谋私等错误思想。待遇问题关系到每个干部的切身利益，必然引起干部个人和领导的重视。在干部的待遇主要靠职务调节的情况下，有的干部为了提高待遇，要在升官上找门路，客观上助长了“能官不能民”，“能上不能下”的错误思想;有的领导为了解决下级的待遇问题，也主要在提升下级职务上想办法。在精简整编中有的单位突击提拔干部，有的单位为了动员干部离退休，自定离退者升一职，有的单位甚至把一些资格老的木工、司机、打字员提到了团级职务。究其原因，除某些领导作风不正外，主要是以职务来调节待遇造成的。
(四)难以实事求是地解决干部的物质待遇问题。要在实践中贯彻好按劳分配原则，有一个如何理解“劳”的含义问题。按劳分配既要讲现实的劳绩，也要讲历史的贡献。主要以现任职务来规范干部的物质待遇，容易忽视历史贡献，不利于合理地解决干部的待遇问题。处于同一领导层次的干部，付出的劳动，作出的贡献并不相同。主要以职务来决定的物质待遇造成吃职务的“大锅饭”，难以起到鼓励先进的作用。另外，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人能力强，工作积极，在本职岗位上贡献也大，只是因为工作需要而长期稳定在一个职务上，而有的人只是由于某种机遇，或受单位性质所决定，职务升迁很快。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仅以职务来确定物质待遇，体现不了按劳分配原则，也不利于促使干部安心本职工作。世界各国军队多数是从军衔等级来规范、调节军官的薪金待遇的。每一级军衔又分成若干薪金等级，下级军官的薪金可以超过上几级军官的最低薪金。这样做，既考虑到职务，又照顾到历史贡献，有利于合理解决军人的待遇问题。
二、恢复军衔制度有利于理顺干部工作的关系
理顺干部工作关系，是搞好干部管理的重要前提。恢复军衔制度可以利用职务和衔级的不同职能，正确处理好干部使用和待遇的关系，为理顺干部工作的各种关系奠定了基础。
(一)有利于理顺干部队伍的进、出关系。干部队伍的大进大出，流动过速，是我军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些年来，为了加强部队建设，我军既提拨了大批新干部，也集中地转业了一批干部，但也影响了干部队伍的稳定。恢复军衔制度，类似问题就比较易于避免。因为，军衔制度对干部的任职、晋衔年限和提高服役年龄，都有明确规定，军官到期不能晋升或达到最高服役年龄，就得退出现役，根据干部退役情况再确定补充干部的数量。这样年年有进有出，长流水，不断线，干部进出就正常化了。同时，由于干部的职、衔是按规定年限晋升的，干部每年的进出流量能够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以内。如苏，美等国军队，每年军官的进出数量大约占军官总数的10%左右。干部进出数量稳定了，有利于加强对干部进出的计划管理，根据军队建设的需要和国家人事计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对干部的选拨和退役工作，做到“量出为入”，进出有序。
(二)有利于理顺干部职务的上下关系。在没有衔级的条件下，职务下就意味着待遇降，这对于一些干部来说自然是不愿意的。另外，由于社会上还存在着“上荣下辱”、“上优下劣”的旧观念，加上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作保证，难以做到使干部自觉地下。实行军衔制度后，军衔是军人的终身荣誉，不犯错误不能降级，非经法院判决不能剥夺，干部职务下了，待遇不受大影响，思想阻力就比较容易克服。另外，随着与军衔制度相符合的干部提拨、任免、考核、轮换等制度的建立，干部能上能下的问题就从制度上得到保证。外国军官在职务的升降上是有具体的制度作保证的。比如美军规定，由于军龄差两年不能领取退休金的校官，在确定退役后，可以降到士官职务再干两年，直到获得领取退休金的资格。
(三)有利于理顺干部队伍稳定和新老更替的关系。过去，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一强调稳定，就把干部提升“冻结”，加快了干部队伍年龄老化;一强调年轻化，就又摘年龄上的“一刀切”，把一些尚年富力强的干部转业，使干部队伍素质下降。这些情况表明，理顺干部稳定和新老更替的关系，对于搞好干部队伍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实行军衔制度，有了法定的职、衔晋升年限和服役年龄的规定，既可以使干部在一个岗位上经受一定时期的锻炼， 积累经验，提高素质，又可以使干部对服役年限心中有数，促进思想的稳定，既可以实现新老干部的自然交替，又可以保证干部队伍结构的年轻化。
(四)有利于理顺干部的编配关系。我军五十年代实行军衔制初期，是比较注意利用军衔制度来促进干部编配合理化的。比如，曾对机关干部实行分等制，将参谋、干事、秘书、助理员等职务，区分为不同等级，规定了每一级的编制军衔和编制定额，然后按编制和个人的德才情况任命，使机关干部超配、高配的问题得到控制。可惜，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这一套好的做法并没有坚持下来，以致使干部队伍长期存在编制不符的现象，特别是高配、超配的问题比较突出。要解决好编配不符的问题，根本途径是建立干部定额制度，通过立法程序规定干部总额和各级干部的限额，从宏观上加强控制。军衔制度是有利于促进干部制度编配合理化的。因为实行军衔制度，就要建立符合这一制度的干部晋升制度、退役退休制度，就要从全军组织编制上科学编制各衔级军官的限额，这就为干部定额制度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另外，由于军衔具有调节干部待遇的作用，在编制干部时，也就没有必要为解决某些干部的待遇问题安排过多的虚职、副职。
三、恢复军衔制可以促进干部管理的法制化
建立一套适应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的干部人事法规，是使军队干部人事管理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克服干部管理无法可依的根本途径。对于推动军队干部工作的立法，巩固军队体制改革的成果，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恢复军衔制度必须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和颁发相应的法律，这是我军干部管理法制化的重要步骤。有了这样的法律，就可以减少以至杜绝干部管理中的主观随意性。
其次，恢复军衔制度必然推动干部管理制度的完善。我军实行军衔制的十年中，军衔职能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出来，除了“左”的思想影响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配套制度没有跟上，为了保证军衔制度得到真正执行，就必须制定和颁发符合这一制度的军官选拨、培训、任免、考核、奖惩，退役退休、转业安置等条例，需要散淀和颁发与军衔制度密切相关的文职干部条例、预备役军官条例、士兵衔级条例、军官家属优待条例，等等。这是我军干部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
第三，恢复军衔制度，也将推动军队干部工作基本法的建设。军衔制度及各项配套制度，在军队干部工作法律程序中，属于较低层次的法规。要确保军衔制度得到顺利实行，还必须有高层次的军队干部工作基本法作指导。这就要根据我军的性质、特点、新时期的任务和党的干部政策，干部工作的基本经验，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法。其内容主要包括：党管干部的原则，任人唯贤的原则;考试、考核原则;民主、平等原则;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原则;职务能上能下原则，衔级终身制原则等等。
(作者工作单位：军事科学院)
兰州军区参谋长 邢世忠
我军的管理教育工作，具有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军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部队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创立起一套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对我军的发展壮大和完成各项任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部队建设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现战略转变后，管理教育理论与实际工作之间出现了既适应又不相适应的问题，为此，全军上下积极进行广泛深入地探索，总结了不少新鲜经验。但是，从总体上看，认识仍需深化，经验有待上升为理论，管理教育必须走科学化的道路。
(一)
当前部队管理教育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
一、部队任务的双重性，扩大了管理教育的范围。历史上，我军向来担负着打仗，生产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但是，打仗、备战始终是我军最主要的任务，生产和群众工作，也是以夺取革命胜利为最高目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部队建设处于服从、服务于国家四化建设大局的地位，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状态转到较长时期的和平建设阶段，从主要执行备战任务转到保卫祖国、建设四化的双重任务上来。部队不仅要努力提高战斗力，而且要积极参加地方经济建设，发展军民共建、培养两用人才，以及生产经营活动等等。这是新时期部队建设的显著特点，必然对管理教育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扩大了管理教育的内容。
二、部队组织结构的变化，增大了管理教育的工作量。我军在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之后，部队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是管理层次减少，副职减少，管理者的，工作量增大。二是部队合成程度提高，特种兵已成为陆军的主要力量，提高了对管理教育的要求。三是编组形式多样化，出现了集团军、摩步师、轻装摩步师、特种兵师(旅)、教导师团、直升机大队等新编制，管理教育更为复杂。四是管理者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但实战经验和管理部队的经验缺乏，不同程度地存在不会管或不愿管、不敢管的问题。这是当前管理教育上突出的薄弱环节，也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
三、管理对象的新特点，：提高了对管理教育的要求。现代管理学把管理对象概括为人、财、物、信息、时间、机构和章法七个要素。军队是人和以武器装备为代表的物相结合的战斗集体。因此，管理教育的研究对象就是这种特定的人——物系统。人，作为管理的主体对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战士文化水平逐年提高，思想敏锐，感情丰富，民主意识强，需要层次多，具有求知、求实，求新，求美、求乐的特点。另一方面，他们没有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炼，感情脆弱、思想易变，自我约束能力差，纪律观念淡薄。还有的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染上一些不良习惯。武器装备，目前，我军不仅一般技术装备的数量增多，质量提高，而且还拥有了一批像计算机这样的高技术装备。这种多方面、多层次的变化，对管理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社会环境的变化，丰富了管理教育的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贯彻落实，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广大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明显提高，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部队人员的吸引力增强。二是在开放的形势下，一方面地方上的物质、精神文明建设和各项改革的新鲜经验对部队管理教育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一些腐朽的东西也不可避免地通过各种渠道影响部队。三是社会上的庸俗关系学和各种不正之风也反映到部队内部来，腐蚀着干部战士的思想。四是我们某些政策和制度还不够完善，不少干部战士存在后顾之忧，影响安心服役。
我们必须根据这些变化，运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管理教育的理论，并与我军管理教育的传统经验紧密结合，创造出适应新情况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的管理方法。
所谓管理教育的科学化，概括地说，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实现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为目标，把我军管理教育的传统理论和经验同现代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相结合，正确处理新时期军队建设中人、物、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争取管理教育的最佳效益，保证我军各项任务的完成。我认为，当前我军管理教育走科学化道路的基本要求应该是：管理观念要有时代性。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改变与新时期不相适应的旧观念，树立现代科学管理观念。管理结构要有效益性。在部队任务、技术装备、人员素质以及环境条件不断变化的新时期，必须及时地对管理结构进行调整，以创造更大的管理效益。管理制度要有规范性。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是从严治军，加强管理教育，促进部队全面建设的基本依据，必须针对部队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对条令条例、规章制度进行补充、完善，以建立新的系统的行为规范。管理方法要有先进性。认真学习、运用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现代科学知识，不断改进管理教育方法。同时，还要大力发展运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手段，提高管理教育的水平。
(二)
管理教育工作如何走科学化的道路呢?
一、强化管理教育中的教育管理，是实现管理教育科学化的前提条件。把教育同管理紧密结合，是我军管理工作的显著特色。我军管理教育中的教育同政治思想教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说政治思想教育是基础教育的话，那么管理教育中的教育则可认为是应用教育。这种应用教育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解决管理活动中的现实思想问题;二是解决管理活动中的方法问题。现代条件下，没有良好的教育，不可能有高水平的管理。但是，教育本身又有一个管理问题，而且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没有好的教育管理，就不可能有好的教育成果。因此，加强教育的管理已成为我军管理教育必须认真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在我军以往的管理教育中，虽然将教育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教育的管理结构不够健全;教育制度不够规范，教育的条件，尤其是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的条件较差，缺乏一支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员队伍。为了尽快提高管理教育水平，首先必须加强为教育服务的各项管理工作，使之率先走科学化的道路：要把管理教育纳入教育训练的整体规划，积极创造多类型、多层次的交叉型教育网络，要大力开拓教育范围，沟通管理渠道，广猎管理教育信息，丰富教育内容，改革教育方法，要建立正规的教育秩序，制定严格的教育制度和长远教育规划;要抓紧培训教育骨干，形成军地一体化教育训练的组织结构，增强教育功能;要改善教育的环境和条件。使战士从进入营区到离开部队的全过程，成为接受系统教育和系统训练的过程。
二、发挥管理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实现管理教育科学他的基本要求。管理教育必须在充分发挥整体功能上下功夫。管理教育整体功能的充分发挥，在于宏观整体控制，在于各个管理环节的能动作用和充满活力，在于各因素之间的协调发展。从目前部队管理的实际情况看，首先要保持基层稳定，增强基层活力。不仅要保持基层干部的相对稳定，而且要保证干部在职在位，各负其责;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合理地解决基层干部职级待遇、深造学习、家庭困难等实际问题;改变任务过重，工作过多，时间上不留余地的做法，给基层一定的工作安排和时间支配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党支部、共青团、革命军人委员会及班排等各类组织的作用;不断改善基层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逐步求得部队与社会生活环境的平衡。其次，领导机关要宏观控制，科学指导，控制必须讲究层次和分工，那种“统得过死”，“一杆子插到底”的控制是不会收到好效果的。领导机关，特别是高级机关，主要是从整体出发，实行计划控制和目标控制，根据信息反馈，修订决策，协调各级和各部门的工作，使各级承担相应的工作负荷并协同运转。监督，应以维护系统秩序和目标方向为目的，不能乱派任务，乱用人力，乱要材料，或者一味地评比、考核、验收。否则，不仅达不到预定目标，反而会使下面产生消极情绪。现在有的基层单位不欢迎上级工作组，就是这种消极情绪的表现。领导机关要牢固树立为部队服务的思想，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扎扎实实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尤其要千方百计提高基层干部的管教水平。
三、提高基层干部的管教水平，是实现管理教育科学化的关键环节。基层是管理教育的第一线，是各种矛盾的交叉集中点。基层干部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部队管理教育的好坏。当前，对基层干部除了要求他们在工作实践中加强锻炼以外，还要重视对他们的帮助和培养，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帮助他们树立良好的部队管理者形象。干部的良好形象和表率作用，对战士有巨大感染力和统御力。帮助基层干部树立良好的形象，是加强基层建设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二是要帮助他们缩短管理教育中的转换期。随着我军“学生官”大量走上基层领导岗位，各级领导和机关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扶持、引导、促进他们成长，为他们创造摔打锻炼的条件，帮助他们认识部队管理教育的规律和特点，熟悉我军管理教育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新时期部队管理教育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管理教育的实践中积累知识，增长才干，使他们尽快掌握管理艺术，逐步成长为合格的管理人才。三是加强管理干部的系统教育和整体训练。多年来，我军管理教育的经验和传统主要靠以老带新的“传帮带”方式得以继承和发展，这在我军建军史上曾经起到重大作用，今后仍将是主要方式之一。但是，过去对于科学管理理论的研究和开发则局限于高级机关和研究部门，许多研究成果和业已公认的科学管理理论没有正规的教育和推广渠道，这是影响提高管理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设法使广大管理干部受到系统的专业教育。因此，管理教育应作为院校训练的重要内容，有条件的院校都应当开设管理教育专业，使基层干部在院校学习期间受到良好的正规教育。
四、加强同外部环境的联系，是实现管理教育科学化的重要途径。加强同外部环境的联系，包含对社会的联系和对世界的联系两层含义。它的基本着眼点是，学习，借鉴地方和世界各国军队先进的管理方法、手段和经验，增强我军管理教育的活力，促进我军现代化建设。从目前的需要和可能来看，同社会联系的主要途径：一是面向社会，广猎信息，及时吸收对我军管理教育有益的经验。二是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有针对性地深入学习地方的先进管理经验。三是以军地结合的形式加强管理教育，如军民共建两个文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开展军地联谊活动等。四是充分利用社会“功能”，完成管理教育的部分任务，提高管理教育水平和效益，如送地方定向培养人才，到地方听课，参加函授、自学，请地方专家到部队讲课，依托地方的科研力量进行技术革新和学术研究，利用地方的服务行业，改善部队生活条件等。同世界联系的主要途径：一是面向世界，及时捕捉有借鉴作用的东西;二是加强与各国军队的交往，学习一切先进的管理方法、技术和经验;三是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部分先进武器、装备和管理设备。由于军队性质和任务与地方不同，在加强同外部环境的联系中，必须更加重视坚持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和建军宗旨，坚持对外部经验的严格选择和改造利用。
五、坚持从严治军，是实现管理教育科学化的重要保证。从严治军，是古今中外治军的一条通则。现代条件下，部队装备不断更新，战争要求越来越高，如不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就无法驾驭新式装备，完成作战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现代化，越要从严治军。条令条例是从严治军的依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条令条例的贯彻执行不但不能削弱，反而应该强化，使我军各项管理逐步实现条令化、制度化、规范化。其次，要根据新形势的发展变化，摒弃不适合部队实际情况的个别规定，丰富和发展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当前，部队试行推广的目标管理、标准化管理、定量管理、系统管理等成功经验，也可以有选择地在条令条例中加以体现。再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集中统一与民主管理的关系。当今，干部战士的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管理中的民主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要保证干部战土的民主权利，尊重战士的主人翁地位，鼓励和引导战士积极参与连队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善于采纳战土的正确意见和建议，保护他们学习文化科技知识的兴趣爱好，支持他们开展健康有益的娱乐活动;给他们提供造就军地两用人才的条件。不允许侵占战士利益，不允许剥夺战士应有的权利和民主，坚决反对打骂和体罚、侮辱战士的不良行为。但是，我国的民主和自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自由，不是极端民主，不是自由化。作为军队来说，更要有高度的集中，严格的纪律，绝不允许破坏和削弱集中和纪律的现象存在。
——学习朱德同志杰出的军事管理思想
王 安
当我们在迎接建军六十周年的时候，回顾我军光辉的战斗历程，无不崇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们敬爱的元帅朱德同志。他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创建和培育了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为党为人民建树了丰功伟绩。朱德同志曾经担任我军的总司令，他身经百战、戎马一生，既有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又有治军带兵的卓绝才能，他的杰出的军事管理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军成长壮大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学习，深入研究这些思想，对于指导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朱德同志十分强调管理在军队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他要求通过科学的管理，严格的训练，深入的教育，刻苦的养成，把我军建设成为革命的大熔炉，培养人才的大学校和温暖的大家庭。他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惯于把军队工作通俗地概括为带兵、养兵、练兵、用兵，特别强调带兵、管理是做好军队各项工作的基础。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系统地总结了我军管理的原则和方法，连续发表了军事管理的重要文章。1943年4月16日，朱德同志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革命军队管理的原则》，深刻地指出“一切干部，学习用马列主义的原则，学习用革命的办法来管理我们革命的军队，是目前第一等重要的事情”。同年10月16日，他又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论军队的管理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带兵的十二条办法，这就是： (一)干部要以身作则; (二)要建立家务; (三)政治上的保证;(四)军事上的保证; (五)供给上的保证; (六)卫生上的保证; (七)组织上的保证;(八)纪律要严密; (九)赏罚要严明; (十)职责要分明; (十一)生活要有规律; (十二)组织好学习。1945年4月25日，他在党的七大所做的军事报告中，专门讲述了“怎样带兵”的问题，明确地指出，“有两种不同的军队，就有两种不同的带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带兵方法，是把土兵当成奴隶。而人民的军队的带兵方法则是把士兵当成自觉的战士。”朱德同志还提出军队干部有三大任务：会练兵、会带兵、会用兵打仗，要求每个指挥员都要掌握好这三条。1950年3月，当我军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他又高瞻远瞩的要求全军干部“学会科学管理”。所有这些论述，都是我军管理史上的光辉篇章，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
用什么原则指导我军的管理，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朱德同志在总结我军建设的丰富经验之后，深刻地指出：“革命军队的管理，应该用革命的原则，这就是在对事对人上用‘大公无私’的原则”。他还说：“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军队，也就是国家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①大公无私的原则体现了我军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成为我军一切带兵干部崇高的职业道德标准，是人民军队搞好管理最根本的原则。
朱德同志指出，按照大公无私的原则管理部队，一是要反对对人对事自私自利，小团体观念和本位主义，“反对地域观念，我们不应当有南方和北方之分”，“南方人和北方人，生活习惯虽然不同，但政治上是一致的”②要“抛弃一切一己之私，一切以革命利益为前提”(《朱德选集》第89页)。二是对同志对部属要“一视同仁”，“赏罚公正”，“不应有亲、疏、厚、薄之分，不应有爱、恶、生、熟之别”(同上 第90页)。三是在物资分配上，不能“凭心所欲”，你对我好就给你，不好就不给或少给或迟给，而应“以革命的利益，工作的需要为标准”。③干部只有坚持用大公无私的原则管理部队，才能真正做到先人后己，身体力行，身先士卒，关心部下，甘苦共尝，从而博得全军人员的赞扬。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大公无私的原则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当前，我们有的部队管理教育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认真贯彻大公无私的原则，致使社会上向钱看、自由化、庸俗关系学等，侵入了我军的机体，有的干部对部属、对士兵以是否同乡熟人分亲疏。有的干部把官兵关系当成商品交换关系，你给我好处，我就给你好处，接受礼物，特殊关照、互相利用。还有的干部以个人好恶分级别。“听话的”、“顺手的”、“情投意合的”就偏爱，否则就另眼看待。也有的干部以先进后进分远近。对先进的就喜爱，就亲近，对后进的就冷漠，就疏远。凡此种种，都违背了大公无私的原则，违背了我军的性质和宗旨。我们在管理中应当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搞五湖四海，对同志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干部要热爱每一个战士，关心每一个部属，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样才能发挥管理工作的威力，使部队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
三
朱德同志军事管理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干部要尊重士兵、爱护士兵、依靠士兵，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他特别赞扬在全军开展尊干爱兵运动，并指出我军的官兵关系“就同于工人农民群众和他们所爱戴的领袖的关系，同等于优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同等于长兄幼弟的关系。”④他说，“只有能代表士兵利益，能体贴士兵疾苦的军官，不脱离士兵群众的军官，才是一个好的军官”。⑤千千万万的士兵是军队的基础，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主体，是建树一切胜利丰碑的基石。爱兵就是爱护我们人民军队，就是爱护部队的战斗力，这也是我们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所决定的。
朱德同志的爱兵思想，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力量，是创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个人是“沧海一粟”。朱德同志曾经说，我们一切力量来自群众，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一事无成，就必然失败。士兵正是军队中最大多数的群众。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朱德同志对干部爱兵提出了全面的要求：一是从政治上爱兵。“带兵也主要是靠提高战土的阶级觉悟”。战士的觉悟提高了，“兵就带住了，部队就巩固了，这就是政治上的保证。”⑥朱德同志还指出：“对部下的关心，首先应在政治上注意。举凡有关政治荣誉、政治地位、政治教育机会等问题，切不可熟视无睹，必须认真替部下正确解决。”⑦他提出干部要创造条件，帮助战士立功，当模范，当优秀投弹手、技术能手，使每一个战士都有强烈的上进心。在政治上关心爱护战士，就要在日常管理中做好调查研究，准确地把握部属的思想脉搏，了解战士的每一个进步，及时加以表扬、鼓励;了解他们的弱点和缺点，及时给予帮助、纠正。要象园丁培植树苗一样，对部属和战士全心全意地加以扶持。二是从物质文化生活上关心爱护战士。朱德同志历来要求干部眼睛向下，体察下情，关心土兵疾苦和痛痒，把战士的冷暖挂在心上。他甚至连天冷要生火，吃东西要煮熟，不要喝生水，督促战士洗澡，替换衬衣，一定要看望病号，等等，都列为干部注意的事项。他还指出，“特别要提倡文化娱乐，使会唱歌的唱歌，会唱戏的唱戏，这对于我们带好部队都有好处”。⑧三是要重视战场爱兵，爱惜士兵的生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朱德同志说：“这样那样地爱护战士，生怕战士饿了、冷了，这都是很好的。陈赓部队的战士最近向指挥员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把战术搞得好一点，少死几个人，不是比关心我们的温饱更好吗?’他们提出的问题很实际，大家要很好地从中得到启发”。“要真正爱护战士，干部就要把战术学得更好”。⑨四是干部不仅要爱护战土，还要关心战士家庭。朱德同志强调要优待军人家属，“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家务”。⑩朱德同志对战士这种高度负责的态度，体现了他爱兵的崇高思想，给我们广大干部以深刻的启示。
四
朱德同志一方面要求干部对士兵要无微不至的关心，同时又十分强调干部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部属，带领部队，他曾多次引用古语“能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者为名将”，来勉励我们的干部。他说，干部做什么样子，战士就学什么样子，“这比上正课，比有计划地去教育有时还要好。”11
干部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是军事管理的重要原则和方法。我军干部既是管理者，又是教育者。作为一个管理者和教育者，本人不但要说在前面，更要做在前面，要说服别人，首先自己要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把教育别人的话体现出来。这样管理部队才能卓有成效。我军的管理是民主的，官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不允许干部有特殊的地方。朱德同志指出：“我们主张极其严格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这个纪律是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官兵一体服从纪律，绝无例外”。12根据我军的管理体制，部队广大干部，尤其是分队干部和士兵朝夕相处，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随时都影响着士兵的行动，关系到部队的建设。因此，历来有身教重于言教的优良传统。广大的青年战士模仿力是很强的，他们既要听其言，又要观其行，当你的行为与你的宣传相一致时，就能获得良好的效果。朱德同志在《论军队管理问题》的报告中，还以自己的亲身体会，通俗地告诫大家：“你一带头事情就作好了。比如赶羊一样，就要有一个带头的，其余的就跟着走，所以练兵带兵要各种各色都要努力，要以身作则。要战士打枪打好，自己要首先打得好，如果要战士投弹投得远，自己就要首先投得远，一般的动作自己都要去做。”13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模范行动是无声的命令，只要干部以身作则，就能“获得部下之爱戴，虽挥之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朱德同志要求全军干部以身作则，自己首先严于律己，身体力行，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言传身教，培育了我军的优良作风。他既是领导百万大军的统帅，“创造战争奇迹的英雄”，又是普通的士兵，自觉地把自己列入战土的行列，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可亲可敬。在那挑粮上山的小道上，在那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在那南泥湾的垦荒地上，在那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到处都有朱德同志的足迹。他和大家一起行军打仗，练兵习武，开荒生产，同寒暑，均劳逸，共安危。在长征路上，他把战马让给病号，甚至为了不让部队吃有毒的野菜，冒着生命危险，亲口尝野菜。就在他临逝世前，还嘱咐把一生积蓄的两万元全部交给党。朱德同志那伟大的胸怀，装满了群众的利益，部队的要求，士兵的愿望，他不愧为全军的良师和楷模。
五
我军管理教育的根本任务和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搞好现代化建设，是保障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是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这无疑都是正确的。然而朱德同志深刻地指出，管理教育的一个根本任务和目的还在于培养自觉的革命战士。
人是有自觉能动性的。革命战士的能动性一旦被激发和调动起来，就能“自觉地英勇作战，自觉地遵守纪律”14，从而自觉地听从指挥，服从管理，勇往直前地完成工作任务和作战任务。朱德同志说：“带兵带得好，要有各方面的保证，首先是政治上的保证，就是靠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15，“使大家认识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劳动人民的军队，干部、 战士都是为人民服务的”。16如果我们的战士从根本上解决了为谁当兵，为什么当兵的问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我们的部队就会洋溢着高昂的斗志，战斗力就会大大加强。解放战争中为什么我们一个战士就缴了敌人一个连的械，17三个战士就俘获了敌人一个营。18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炊事员甚至手拿扁担，就俘获了手持现代化武器的美国兵。因为人民军队的战士是自觉的战士，他们英勇无比，智勇双全，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这样的战士，一旦掌握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就如虎添翼，所向无敌，就会有无穷的战斗力。
朱德同志一再指出，要使我们的部队不仅成为一个革命的大家庭，还要成为革命的大学校和革命的大熔炉。他说：“我们的军队可以就是一个学校，有些学校恐怕还没有这样好”。19他要求把军营变成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除了作战和训练外，大量的是管理教育，广大干部战士通过严密组织的军事生活，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和潜移默化的养成教育，经受锻炼和熏陶，就会从一个普通老百姓迅速变成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就会极大地增强我军的战斗力。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制部四室副主任)
参考文献
①③朱德：《革命军队管理的原则》，《解放日报》延安版，1943年4月16日2朱德：《在华野一兵团连、排、班及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5月16日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所决定的。
④《论解放区战场》，解放社版第38页
⑤《朱德选集》第161页
⑥《朱德选集》第105至106页
⑦《朱德选集》第90页
⑧《朱德选集》第108页
⑨《朱德选集》第208页至209页
10《朱德选集》第162页
11《朱德选集》第102页
12《朱德选集》第163页
13朱德：《论军队管理问题》1934年10月16日
14《朱德选集》第233页
15《朱德选集》第105页
16《朱德选集》第233页
17《解放军报》1986年10月28日是《李综全缴了敌人一个连的械》
18《朱德选集》第223页
19《朱德选集》第108页
——学习刘伯承军事管理思想和作风
夏韵芳
在喜庆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禁深切怀念我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刘伯承元帅。他不仅统率千军万马，长期驰骋疆场，痛歼顽敌，累建奇勋，以“常胜将军”名驰中外，而且始终注重对部队、干部和机关院校的严格管理，为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本文仅从后一方面谈谈学习体会。
(一)
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编制，就会系统不明;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就会成为乌合之众，如果没有正规的生活秩序，就没有统一的军事行动，也就不能完成党和人民赋予它的伟大历史史命。刘伯承从“八一”南昌起义时就深感这个问题的重要。他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中总结经验教训说：“我们的党，无论何时都要有精密的组织，威严的权力，才能确实领导一切，而于暴动时尤然。此次暴动……党的纪律亦甚松懈，系统不明，权力不聚，责任不专，已失掉了领导暴动的重心。”又指出，作战指挥要统一，命令要厉行。谁不能指挥谁，完全凭友谊协商是不可能作战的;协商已定而怠惰迟缓，甚至贻误时机亦不负纪律上的责任，如何能说作战?因此，当他1932年10月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后，为了改变红军初创时期建制很不统一的状况，他参考中外军队的经验，提出红军统一的编制方案，经中央军委最后审议决定，一个师由三个步兵团、一个迫击
炮单位、一个侦察连、一个通信连、一个警卫连组成;一个团由三个步兵营、一个机枪连、一个侦察排、一个通信排和一个警卫排组成;一个营由三个步兵连组成;一个连又分三个排，每个排有三个班，每班基本是十名战士。这个建制在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中都实行了，虽然由于形势的发展部队不断发展壮大，但上述基本编制有的没多少变化。刘伯承还纠正了旧军队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称呼，把指挥官改叫指挥员，士兵改叫战斗员，传令兵改叫通信员，伙夫改叫炊事员，马夫改叫饲养员，挑夫改叫运输员等，这些称呼直到今天仍在部队沿用。这就体现了我军官兵政治平等的原则，为按编制系统集中统一地管理和指挥部队，奠定了组织基础。刘伯承一贯重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1951年1月，他以《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为题向南京军区高级干部作报告，从我军新建立空军和海军、炮兵、装甲兵以及工兵、通信兵、化学兵等的协同动作谈起，论述了正规化生活秩序和执行条令的重要性。他说：“有了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解决了协同动作问题，但必须还要有正规化国防军队生活秩序的建设，才会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没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军队协同动作”。“最具体的正规军队盼生活秩序，就是各种条令。”条令“就是组织性与准确性的具体体现。军队生活秩序能依照条令办事，象一部大机器，车间与车间，这一齿轮与那一齿轮，能有准确的规律，向共同的生产目标协同动作，这就是正规化。否则，无组织，不准确，就无正规可言，更无诸兵种协同动作可言。因此审慎制订与严格执行各种条令，也就成为我们部队训练的要项之一”。在他的引导下，军事学院在开学前就建立了一整套的训练制度、行政工作制度和队列生活制度，从此，军事学院遂进入了严格的正规的教学与研究生活轨道。
(二)
干部是部队的领导骨干。指挥员是带兵打仗的人。刘伯承认为，强将手下无弱兵，要管好部队，首先要管好干部。因此他一贯把对干部的管理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加强对干部的培养训练。他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红军大学校长，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还组织干部洲练班。通过言传身教，严格管理，使干部的军事政治水准与全面工作能力得到提高，以适应指挥作战和建军的需要。 他要求干部以高度负责精神爱护士兵、管理士兵。反对军阀主义。刘伯承不仅善于用兵，而且更是爱兵。他每次作战给部队指挥员下达命令时，都要求他们作战计划要从实际出发，周密细致，不能因为指挥的失误造成士兵的不必要的牺牲，常说：“如果歼敌三千，自损八百，那么，指挥员不但要负歼敌三千之责，而且也要负自损八百之责。我们不能随便多死一个人!”唯其如此，他又要求干部管理部队要严，主张“慈不掌兵”，因为对部属姑息迁就，松散拖拉，就会给部队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和事故。他强调干部要戒骄戒躁，防止和克服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和麻痹松懈情绪。他在一次会议上讲到：“不管你是多么大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即使是一个口令可以使成千上万人向你立正，也只是党给予的，个人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你如果昏头昏脑地骄傲起来，走向军阀主义倾向，就要离开党，那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一个革命军人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
他重视加强对于部的训练，提高他们全面的组织指挥能力。每遇新的作战情况、作战任务或新的作战对象，刘伯承都要组织干部集训，研究各种战法，有时还亲自领着他们察看战场，进行现地作业。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解放区前夕，晋冀鲁豫军区召开了有高级军政干部参加的练兵会议。有些同志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认识不清，刘伯承批评说：“和平麻痹松懈，刀枪入库，枪栓拉不开，这很危险!”他指示司令部在练兵会议第一天组织全体到会干部打靶，而且自己首先打了三发，随后按顺序逐个进行射击，打靶结束后，他拿着成绩单让大家查看，几位高级干部成绩不好，脸红了。刘伯承说 “有的同志射击不如战士，依我看成绩还是不小，因为我们用三发子弹把‘和平麻痹’、‘斗志松懈’、‘居功骄傲’这三个思想敌人打掉了，打中了要害!”他表扬了成绩优异的同志以后，严厉批评了个别没有参加打靶的高级指挥员。他说：“唯其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因成习，积重难返”。
刘伯承重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他认为，对干部的管理，应着重于思想教育，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他说，只有强化思想斗争，才能防腐，使敌人无隙可乘，而且还能滋补人。不能认为高级干部有自觉性，就放松管理、组织监督与思想教育。如果对高级干部一味照顾他们的面子，而对他们的缺点错误不摆在桌面上解决，就会造成邪气上升、正气不能抬头的情况。只有对干部严格管理、严格教育，而且严格地执行纪律。才能团结群众，赢得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
(三)
机关是组织指导战争的神经中枢，是联结领导与群众的纽带。1935年，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刘伯承就深刻地指出：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权力的指挥机关，它应重视首长的决心，站在他的阴影里面，根据他的决心组织作战，以至监督其实施。
刘伯承对机关的管理，首先是根据战争情况，要求机关战斗化。在紧张的战斗中，由于机关的作用重要，而且本身不是战斗部队，敌人往往把我军机关作为袭击的重点。机关没有战斗力，对于军事指挥是一个负担。刘伯承幽默地说，“带着这样的机关，就象挑着一担电灯泡子，总耽心碰破，但晚上又要用它照明。”他又严肃地指出：“为要发挥指导作用而便于分遣游击起见，我们的统率机关必须做到短小精干，成为战斗的组织。”
对于部队院校机关，刘伯承认为， 必须精简，才能提高工作效率。他说： “古云：幕僚多，上劳下安;幕僚少，下劳上安。换句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是我多年当总参谋长的切身经验。”1951年，军事学院刚刚建立，由于缺乏经验，设立的各种机构过多，形成机构“叠床架屋”，实际上为官僚主义弊病提供了客观条件，以致产生上下不通气、“踢皮球”，文牍主义、公文旅行等观象。对此，刘伯承说：“文牍如此之多以至成灾，难怪有人说‘首长批不完，打字打不完，收发收发不完。’这是必须严格纠正的坏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克服官僚主义，他提出了“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口号，同时整顿组织机构，大刀阔斧地砍掉了重叠的和虚设的部门，减少层次和人员。如把学习科改为学院总的领导组织中的一部分，而不单独成为一级;*学习科原来的训练、政治、干管、行政四个处改为两个协理员和四个于事，协助科主任工作。有的学习班，原来的工作人员多达20余人，整顿后只有班主任、副班主任和文书各一人、使军事学院的各项工作“简单明了，直接了当，时间经济，效率倍增。”
再次，强调按职负责，培养机关人员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刘伯承无论对机关还是对院校，都要求各个部门、各类人员职责明确，按职负责。对此，他提出了“执事者各执其事”的原则。说：四川有一种风俗，娶亲、死人办红白喜事，要找一个能干的人当司仪，统管内外事务。每次举行仪式，司仪照例高喊一声：“执事者各执其事! ”于是奏乐的奏乐，接待盼接待，好似“设官分职，各尽其职。”机关院校的各部门、各类人员亦应严格地“各执其事”负起责来，不能问樵樵不知，问牧牧不晓。刘伯承要求机关工作人员要胆大心细。他强调指出，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胆大是建立在心细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司令部参谋工作，一定要耐心、细致、准确、及时，在军事上一字之差也会死很多同志，甚至影响战斗的胜败!在军事学院期间，他要求“军语”要划一，解释军语一定要严密、准确。如对“公路”一词，他认为这在军事上是不准确的。过去讲“国道”、“府道”、“县道”、“驿道”也不准确。军用道路应当写明是柏油路、碎石路还是泥土路，因为柏油路什么车都可以通过;碎石路下雨也可以走，泥土路下雨徒步行军都困难。刘伯承这种严格要求的精神和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机关工作人员中，在部队广大指挥员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顾我军走过的60年的光辉历程，缅怀刘伯承元帅对我军军事管理的关怀和教诲，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在当前战略转变的新时期，我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很大改善和加强，军队成员的文化知识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未来战争也将出现不同于过去的许多新特点，因而给军事管理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但是我军过去许多军事管理的优良传统。刘伯承元帅严格要求、严格管理的基本精神，仍然适用于现代。只要我们善于针对现实情况，把发扬优良传统和学习外国军事管理一切有益的东西结合起来，我军的军事管理工作必将会更上一层楼，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事业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国防大学“百科”编审室研究员，《刘伯承军事文选》编辑组成员)
关振芳 卫双良
自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工作战斗了十三个烽火春秋。延安时期的我军，以开始不到四万的兵力、小米加步枪的装备，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包围，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并且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伟大功业，原因在哪里?在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和正确的战略战术指挥，在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军民紧密团结，在于人民军队英勇无畏，浴血奋战。同时，我军创造和运用正确的管理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不能不说是团结部队，克敌致胜的重要因素之一。认真地研究这一时期我军管理教育的历史经验，对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和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促进和加强新时期军队管理教育工作，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用民主精神带兵
用民主精神带兵，是毛泽东同志在我军初创时期提出，到延安时期得到充分发展，形成以“三大民主”为基本内容的治军原则。这一原则，从根本上铲除了一切旧式军队的管理方法，体现了我军作为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特征，是我军的特有优势，是克敌致胜的重要法宝之一，在世界军队建设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4页)“三湾改编”的一项重大贡献，就是规定了军队民主带兵的制度。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的思想。到了延安时期，我军民主制度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全面总结了我军实行民主的经验，1947年底，在他起草的党内指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中，把军队民主系统地概括为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开展了以著名的“三大民主”为基本内容的持久的民主运动。
全军运用民主管理的精神，在官兵之间努力建立民主关系，开展民主生活，极大的激发了士兵主人翁自豪感和责任感，密切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官兵遵守和维护纪律的自觉性，从而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量。
我军的民主管理，首先是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官兵之间除了在职务上有上下之分外，在人格上没有尊卑贵贱之分，政治上一律平等相待。废除打骂制度，不准对战士进行体罚或侮辱战士的人格。二是充分信任士兵，实行自我管理。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的因素。我军重视要求各级干部主动地创造条件，领导士兵广泛地开展民主活动，发动他们参与管理，欢迎士兵对干部，下级对上级实行监督，对管理中的问题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干部主动进行自我批评，检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对土兵的意见，只要是对的就坚决采纳，只要是好的就坚决纠正。士兵感受到了干部的真心诚意，打心眼里觉得人民军队的纪律是他们自己的纪律。不仅更乐于直抒胸臆，无话不讲，而且主动地起来检查自己的缺点，开展互帮互助，管理教育工作成了群众性的“兵兵管理”，自我管理。三是发挥士兵监督作用，防止不良倾向发生。为了保证士兵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力，在连队建立经济委员会的制度，由士兵选出的代表协助连队首长管理给养和伙食，实行帐目公开，同时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即现在的革命军人委员会)，在党代表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遇有重大问题召集大家讨论，官长以至伙夫，马夫都一样发表意见。很好的保证了经济公开，官兵—致，待遇平等，极少发生贪污浪费和侵占士兵利益等不良现象。四是相信和依靠士兵，尊重士兵的创造才能。我军民主管理绝非一种虚饰，而是全心全意地相信和依靠士兵，在重大的实质性的问题上都召开“想办法会”或“诸葛亮会”，与士兵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使战士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种群众智慧与指挥员正确指挥的结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奇迹。从而实现了管理教育工作归宿到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根本目的。
事实证明，正确的实行民主管理，不但没有使干部降低威信，失去权威，没有妨碍集中统一的指挥;相反，干部得到了士兵的尊敬和爱戴，大大加强了集中统一的指挥，提高了部队执行命令和纪律的自觉性。
二、实行自觉的铁的纪律
“古今中外都证明，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没有无条件的执行上级命令，这种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叶剑英《在华北军大校委扩大会议上的结论》)。
自从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进时开始，我军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对军队纪律提出了具有鲜明针对性的要求，制定了三条纪律六项注意。1938年，毛泽东同志根据张国涛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重申了党和军队的纪律，强调要进行纪律教育，上下监督，共同遵守纪律。同时，八路军政治部根据抗日战争需要，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再次作了调整。解放战争我军转入战略进攻时，为了胜利进行大兵团作战，党中央反复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了政治、军事、组织和群众纪律。1947年10月，毛泽东同志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要求全军：“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3页)
“只有自觉的纪律，才真正是铁的纪律。”(《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82页)我军为实现真正自觉的纪律做了大量的管理教育工作。
第一，开展纪律教育。我军带兵强调以思想教育领先，启发觉悟，以理服人，不搞强迫命令。正如朱德同志讲的，“红军的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朱德选集》第6页)毛泽东同志每提出一个要求，制定一条军规，都要深入调查，直接向各级干部和士兵宣传讲解;周恩来同志主张把对纪律的解释疏导工作，做到“使各同志甘心愿意遵守。”纪律教育着重于启发官兵对自己参军打仗崇高使命的深刻理解，遵守纪律就是维护包括自己利益在内的人民的整体利益，因此，革命纪律高于生命，损害纪律，就是危害人民，就等于自杀。由此产生了遵守纪律的高度愿望与要求。不论在顺利条件下或是艰难困苦，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的条件下，官兵都能在军内“一切行动听指挥”，在军外，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被群众尊为“仁义之师”。
第二，不断整顿纪律。延安时期，战斗十分频繁，但是全军各部队都非常重视纪律的再教育。每次战役下来，都要利用间隙机会，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个月进行作风纪律整顿，已成为制度。1947年一年中，全军各部队进行了包括整顿作风纪律在内的“诉苦”、“三查”新式整军运动，这是一次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整顿，对于提高广大战土的阶级觉悟、战斗意志，增强军队内部的团结统一和组织纪律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赏罚公正严明。革命纪律的维护与执行，主要在于教育，而奖励与惩戒也是实施教育的形式之一。我军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这一手段的正确运用。朱德同志1943年4月16日在《革命军队管理的原则》一文中指出： “赏罚公正严明，是革命军队中执行纪律的守则”。所谓公正，就是坚持大公无私的精神，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谓严明，即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做到赏能树立榜样，罚能以儆效尤。解放战争初期的太阳湖战斗结束后，某旅参谋长擅自离队探家，在部队中造成不良影响。刘伯承同志对该参谋长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并给予了必要的处分。这一决定在部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对加强纪律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干部做士兵的表率
朱德同志1943年10月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级干部会上所作的《论军队的管理问题》的报告中，对我军建军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的带兵经验作了深刻的总结，他提出：“我们练兵带兵在各个方面都要以身作则，要战士枪打得好，自己就要首先打得好，要战士们投弹投得远，自己也要懂得投弹要领，一般的动作自己都要带头去作”(《朱德选集》第102页)。自此，干部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便成为我军管理教育的一项重要原则和方法，为全军干部所遵奉。
我军干部做士兵的表率，首先注重与士兵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与士兵同吃、同住、同行军、同娱乐，通过点点滴滴来感染部属。“用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去影响他们。这样的影响有时比正式上课还要好。”(《朱德选集》第102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大生产时，与士兵一起开荒生产。朱德同志到陕北时已年近半百，还和士兵们一起拾粪、种菜，常常挤时间和机关的年轻人一起打篮球。各级干部都以革命统帅为榜样，以普通士兵的身份要求自己，平易近人，甘苦与共，水乳交融。在士兵的眼里，干部是他们自己均亲人，从而甘心情愿跟着干部学。
我军重视把干部对部队的号召，对战士提出的要求，首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出来，说在前面，做在前面，使战士听其言又观其行。在艰难困苦的行军途中，我们的元帅、将军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和士兵一样徒步行军。和士兵一样吃粗粮，一样的睡门板床。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在一个个生与死的严峻关口上，我军干部更是以革命需要为第一生命，严守军纪，不怕牺牲，奋勇当先，总是把光明的前途告诉大家，把困难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士，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以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的精神，影响和指挥部队闯过一道道难关，夺取一个个伟大胜利，从而培育出我军具有延安特色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克服困难、英勇善战、团结友爱等优良传统和作风。
徐向前同志曾经指出，部队的作风，大半是依据指挥员的特点形成的，大半是指挥员带出来的，而且这种作风形成以后，很不容易改变。这是说，在作风纪律方面，有怎样的干部就有怎样的战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时候的我军基层干部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下，讲不出多少高深的道理，但是干部威信很高，能够使部队团结坚如壁，战斗猛如虎，始终保持着严明的纪律和顽强的作风，不惜牺牲去夺取胜利，原因就在于干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好样子，起到了无声的教育作用。
四、重视感情带兵
士兵是军队的基础，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主体，是建树一切胜利丰碑的基石。带兵首先罗爱兵。这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决定的，也是抗战以来所形成的一条带兵重要法则。朱德同志1945年4月25日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指出：“近年以来，我们在带兵方面的一个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尊干爱兵运动的开展。”(《朱德选集》第163页)
我军从建立初期就废除旧军队的雇佣制度，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1937年10月，毛泽东同志提出：“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1944年，陕甘宁联防军在整风过程中，认真学习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普遍进行官兵关系的检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第16团首先提出“干部要爱护战士，战士要尊重干部”的口号，后来，在联防军中形成了尊干爱兵的群众运动。广大干部爱护战士，关心战士的政治进步和生活福利，倾听战士的意见，战土尊重和拥护干部，自觉遵守纪律，服从命令，部队出现了团结友爱的新气象。
在官兵之间，军官居于主导地位，所以，我军尊干爱兵首先是干部关心爱护士兵。徐向前同志提出：“身为干部，一定要爱兵。每一个干部必须懂得，有了士兵才有干部，不是有了干部才要士兵。因此，军队干部要明确树立为兵服务的思想。”(《在前指对营以上干部的讲话》)基于这种精神，我军各级干部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牢固树立部队的一切工作都要从士兵出发，以士兵为基础，真心诚意地为士兵服务的思想，相信士兵，依靠士兵，帮助士兵，把深厚的慈母心、阶级情倾注到士兵身上，从各个方面体贴爱护土兵。
我军老一辈革命家关心部下，主张首先在政治上关心。朱德同志1943年在延安时提出“举凡有关政治荣誉，政治地位、政治教育机会等问题，切不可熟视无睹，必须认真替部下正确解决。”(《朱德选集》第90页)各级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掌握战士的思想脉搏，对战士入党入团，立功受奖等政治要求，都实事求是、一视同仁、公平合理地积极考虑。聂荣臻同志要求干部“对战土生活要特别关心，每个干部，处处先想到战士。而后想到自己。”(《军事问题报告提纲》)彭德怀同志把关怀体察下情，心中装上战士，作为指挥员应当具备的起码条件，要求干部“知战士之饥饱，懂战士之冷暖。”战争年代，我军把抓好军事技术的训练，提高战士的作战本领，达到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作为爱兵之根本而高度重视。刘伯承同志曾严肃的指出：“一个指挥员不但要负歼敌三千之责，而且也要负自损八百之责，不能随便多死一个人。”(《刘伯承军事文选》第6siR)1948年2月。我军第一次攻打临汾时。实行炮火轰击，未能打开城墙，还造成一些伤亡。前线指挥员要求搭云梯。实行强攻。徐向前同志立即回答：这个办法攻城，会给部队造成大的伤亡。毅然下令停止进攻。战后，他对指挥员讲，“我们要把战士看成我们的亲兄弟，当作自己的亲子女一样爱护、疼惜。作为一个指挥员，打仗一定要讲战术，不能感情冲动，蛮干。”使干部受到极大的启发。
延安时期，经过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全军的斗争实践，创造了一系列宝贵的带兵经验，远不止上述几条。我们通过本文试图引起更多的同志来共同研究，在目前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中。进一步认真学习和继承革命传统。发扬延安精神，搞好部队的管理教育。这是历史对我们的要求。
但也应该看到，我军发展到今天，比较延安时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官兵的素质由过去的“工农型”变为“知识型”，环境由过去的“封闭型”变为“开放型”。任务由过去的行军打仗变为和平建设，官兵的生活待遇由过去的基本一样变为距离拉大等等。这些都给管理教育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坚定不移地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从当前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充实新内容、创造新形式。使老传统焕发出新的活力，把我军管理教育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作者工作单位：陕西省军区司令部军务处)
——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管理论述的体会
王 飞
我军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光辉历程。怎样在相对安宁的和平环境中，继承和发杨我军管理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建设和管理军队，是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领导工作以后，为军队的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他以久经考验的革命家的胸怀和胆略，高屋建瓴，全面地总结了我军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宏伟目标，并为此制定了指导思想和一系列的方针、措施：根据对国际战略态势的科学分析制定我军的发展战略，及时进行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军队应该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立足现有装备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开展军地两用人才的培训和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等等重大方略。还提出了整顿军队，恢复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改革编制体制，健全规章制度，提高干部的管理能力等人民军队管理的指导原则。在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军很快医治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留下的创伤，转入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内容的新的发展时期。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管理的思想，对新时期我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整顿军队，发扬优良传统
早在1975年初，邓小平同志受命主持党、国家、军队的日常工作期间，就分析了军队遭受林彪一伙破坏的状况，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方针，并在随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部署了全面整顿军队的措施。但由于遭到江青一伙的阻挠，这些措施未能得到贯彻。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又及时地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问题。他指出：“军队怎样整顿，怎样准备打仗，怎样把军队搞好。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谈到国防现代化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56页。以下只注意页码。)这清楚地反映出，在军队要不要整顿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
邓小平同志把林彪、“四人帮”一伙给军队建设造成的破坏，归纳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第20页)这不仅包括要整顿领导班子，清除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纠正领导班子中的软、懒、散现象，改进领导作风，而且还包括要整顿军队的作风，恢复我军的优良传统，尤其是雷厉风行、令行禁止、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个军队，历来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自觉遵守革命纪律。”(第79页)“我们过去革命，就是靠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好的风气就是这个。”(第363页)可是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破坏，我军的这个好风气受到了严重地损害。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我军深入进行了揭批查林彪、“四人帮”活动，调整和配备了各级领导班子，并多次整顿编制，整顿作风，整顿纪律，使我军的建设重新走上了健康的道路。
我军全面开展整顿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长远措施。只有坚持整顿的方针，才能够防止松懈战斗意志的不良倾向，巩固和增强我军的战斗力。
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第176页)。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关系的这一论述，深刻地阐明了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他在指导我军建设的实践中，首先从端正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入手。
在1978年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不仅精辟地阐明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而且明确地指出：“我们应该也总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
邓小平同志以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指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内容不能变，也没有变，但是怎样贯彻执行，如果不研究不结合新的情况，就贯彻不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第114页)这样一个根本的变化，必然要引起一系列的其它的变化。首先是军队面临的历史环境以及根本任务发生了变化。在和平时期中，我们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从立足于早打、大打的临战状态，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这种新的客观形势下，军队管理的中心任务，是以正规化保障现代化，服务于现代化。军队的主要工作是带兵和练兵，因而管理工作的地位更加突出了，工作的难度也随之而增加了。
其次是官兵素质方面的变化。邓小平同春指出，“干部有很多新的情况，战士也有新的特点，教育对象不一样了，教育没有新的内容不行。忆苦思甜当然要搞，但只搞忆苦思甜就不够了，要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战土的政治觉悟。就官兵关系来说，现在同战争时期就不同，怎样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就要很好研究。”(第115页)官兵素质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官兵关系的新变化。建立融洽的官兵关系，这是新时期军队管理的中心环节。
第三武器装备、部队编组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当个连长，不是拿着驳壳枪喊个‘冲’就行了，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通信联系，怎么指挥?一个连是这样，更不用说营、团、师、军了。”(第59页)新的装备，新的编组，要求有一套新的管理方法与之相适应。如果管理的思想、手段和方式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水平，现代化的装备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合成军队也不能实现集成的效果。
三、改革体制，精干机构
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我军的体制改革，解决领导、指挥机构臃肿的问题。自1975年他提出要“消肿”以后，又多次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在1980年3月军委常委扩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第248页)
克服现行管理体制中的弊端，首先是要改革体制并精简领导机构。这就需要对现有机构要重新编组，拆并降合，使机构设置更加合理，管理的渠道畅通。1982年7月邓小乎同志在军委关于体制改革的座谈会上指出：“过去打仗的时候，负领导责任的，一个野战军几个人，一个兵团几个人，一个军几个人，一个师几个人，有的师还是师长兼政委，有个把副政委，搞得蛮好。”“现在是一大堆人。”(第365页)由于庙多，菩萨多，遇事要到处拜佛，层层请示，处处签字，手续繁琐，形成公文旅行。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
邓小平同志强调建立岗位责任制，他指出，“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这可以说是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又一个病根。因为“按照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要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比如讲责任制，什么责任，归哪个部，归哪个人承担，都要明确。”(第364页)有了职责分明的责任制，还要采取一系列实际的措施，促使责任制充分发挥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提出：“一是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第141页)领导人员、管理人员，各有各的责任，也就要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随意侵犯，特别是上级不能随意干预。只交给责任而不交给权力，那么责任制就非要落空不可。“二是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第141页)对于准备担负各种责任的人，既要从政治标准进行考察，也要从业务标准进行考察。”“三是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有责任而无对尽职尽责情况的检查，就不能区分成绩的好坏优劣，势必造成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现象。只有根据工作成绩的好坏优劣，责任制才能真正成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有效措施。
四、健全规章制度，从严治军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对于我军建设的破坏，一个非常重大的结果是彻底破坏了我军在几十年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条令条例、规章制度，使我军的管理陷入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以领导意志为标准的随意性管理状态。
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十分重视军队管理的条令条例、规章制度的建立。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全体会议，他亲自主持制定了有关部从管理的几个决定或条例。这次会议通过健全管理法规，解决问题之多，方面之广，内容之丰富，都是过去多少年来没有过的。
制定了规章制度，并不等于落实了规章制度。与制定规章制度相比，贯彻落实规章制度的难度更大。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执行规章制度要严一些”，“不严，规章制度就恢复不起来。”(第30页)规章制度，作为管理的法规，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的特征。权威性，指它是评判人们行为的唯一依据，不能有另外的标准。严肃性，指它要求人们服从，违反了就要受到一定的惩罚。如果执行规章制度不严格，允许有另外的标准存在，或者容忍违反这一标准的行为，那么规章制度还有什么约束力可言。
贯彻执行规章制度，“关键在于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高级干部办到了，全军就容易办到。高级干部办不到，就会一风吹，一切照旧。”(第70页)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肩负着重大责任，拥有很大权力，往往成为群众注意的中心。这就要求干部，不仅要以组织授予的权力作为一个领导者和管理者，而且也应该在个人品德、行为上成为部属的表率和模范。
邓小平同志还指出：政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后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要以身作则，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邓小平同志这些谆谆教导，充分体现了他对我军高级干部的关心和爱护，而且也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精于治军的领导艺术。
五、学习管理科学，提高干部的管理能力
“管理两个字很重要。管理好不好大不一样。”(《在五届人大解放军代表团小组会的讲话》)邓小平同志从宏观的角度看待管理，多次强调要提高干部的管理能力。
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军队的素质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干部的素质差，指挥和管理能力弱。因此“要把部队管理好，就要提高管理能力。”(第78页)
管理能力，是一种融合了各个学科知识的综合能力，因而提高管理能力，必须要加强科学知识的学习。一方面要抓好干部的在职学习，另一方面是要在院校教育中加强管理教育能力的培洲。邓小平同志1957年就提出“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强他们的知识，要好好办学校。”(第21页)通过院校的正规、系统教育，培养大批有现代化战争的军事知识和指挥、管理能力的干部， “更新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战斗部队的干部。”(邓选第60页)
提高管理能力，还要在实践中勤学苦练。 “干部，包括高级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第57页)部队的管理，归根结底，主要是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对物的管理是以对人的管理为前提的。只有通过对人的管理，才能实现对物的管理，对人的管理是各项管理活动的主要环节。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所谓管理得好，主要是做好人的工作。”(第78页)提高管理的能力，没有别的窍门，就是要深入到土兵中去，深入到连队中去，了解士兵的思想，掌握部队各方面的动态情况。“一个连长、一个指导员，不知道每一个兵的情况，当什么连长、指导员;一个军长，不懂得连队，怎么指挥你这个军;更不要说师、团干部了。所以军、师、团的干部，要下连当兵，懂得自己的部队。”(第57页)
邓小平同志还从国家四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待提高干部管理能力的重要意义。他指出，随着军队干部工作走上正轨以后，每年都将有大批的干部离开军队到地方去工作。如何使他们尽快适应新的任务?办法就是为他们创造到地方工作的条件，在教育训练中学会管理工作。这样我们的军队干部，才既能在军队建设中发挥作用，到地方上也能发挥作用，打起仗来又可以在战争中发挥作用。成为军队和地方都合用的干部。”(第77页)我军广大指战员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管理科学，总结自己的带兵经验，提高管理的能力。邓小平同志“提高干部管理能力”的号召，对我军的建设已经产生，并还将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
沈阳军区司令员 刘精松
带兵问题。是我军管理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军队建设中带根本性的基础工作之一，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其地位和作用将显得更加重要。
作为军队，就其管理对象来说，不外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二是物。而人是最积极，最活跃的能动因素，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主体，一切武器装备及物资，都是由人来使用和管理的，都要受到人的因素的制约。只有抓住人这个主体，把兵带好了，物才能管好，部队才能建设好。由此可见，部队建设的关键问题是带兵、管人。不仅如此，如何带兵也是关系到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的大问题。朱德同志曾指出，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军队，就有两种不同的带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带兵方法，是把士兵当成奴隶。而人民军队的带兵方法则是把士兵当成自觉的战士。八路军、新四军的带兵方法便是属于后一种。这就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带兵问题是关系到建军方向和军队性质的问题。只有端正了对战土的根本态度，把战士时时处处摆在平等的位置上，才能够真正使官兵在共饲的理想、目标下达到高度集中统一，万众一心，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
当前，我军正处在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新时期，在管兵、带兵上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大体有六个方面：一是和平时期，军队容易产生松懈情绪，如何坚持从严治军的问题突出了;二是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实行，某些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会乘虚而入;三是干部战士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逐步提高，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有少数人不愿过严格、紧张的军事生活，给带兵工作增加了新的难度;四是军队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开展军民共建等活动，开拓了军队建设的新领域，但也给带兵工作带来了新的复杂性;五是武器装备的更新发展，体制编制的改革调整，以及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均对带兵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六是干部队伍成份新，他们工作热情高，有魄力，但对优良的带兵传统不熟悉，实践经验欠缺。由于这些新情况的出现，迫切要求我们在带兵问题上，既要搞好继承，又要抓好创新，不断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开拓新途径，闯出一条适合我军特色的带兵之道。
现在军区部队对如何搞好新时期的带兵工作已普遍重视起来了，一个认真研究带兵艺术，努力提高部队管理教育水平之风亦初步形成。这是一种好兆头、好趋势。但个别单位和同志在研究带兵问题上走弯路的现象也是有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一些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把握不够。因此，在研究和探索新时期带兵之道的同时，必须强调坚持以下三原则：
一是探索新时期带兵之道，要依据有关法令和我军现行的条令条例。现行的军事法规和条令条例是我军建设凡十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实施部队管理和带兵工作的基本依据。离开有关法令租条令条例的规定来研究带兵问题，擅立新“法”，各摘一套，势必影响条令条例的贯彻落实，影响全军的集中统一，造成无“法”可依，各行其是的混乱状况。因此，我们研究带兵工作，必须在严格遵循条令规定的前提下进行。
二是探索新时期带兵之道，要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带兵原则和方法，如党的领导、群众路线、三大民主、官兵一致、严明军纪等等。这些优良传统不仅是我军建设经验的结晶，也是我军性质和建军宗旨的体现，不仅在我军过去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也适用于新时期的军队建设，必须认真地坚持下来。当然，光荣传统随着历史的前进，也有个不断发展的问题，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发展是内容上的充实和完善，而绝不是抛弃或否定。
三是探索新时期带兵之道，要从我军建设的实际出发。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搞活政策以来，军队也不断吸取国外和军外的一些先进管理经验，有效地促进了部队管理教育水平的提高，但也存在不加分析地照搬照套的现象。当前部队反映较大的一些“土政策”，如战士有缺点或任务完成的不好则实行罚款等，对部队建设不仅没有促进作用，反而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和借鉴国外、军外经验的时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我军性质和需要出发去借鉴、运用。
以上三条原则关系到新时期带兵工作研究的方向，每个干部和骨干都应在实践中牢牢地把握和坚持。基于上述思想，我认为当前要做好带兵工作，至少应首先做好以下六点：
一、带兵必须爱兵。这是一条极浅显、也极深刻的道理。古今中外。一切有作为的军事家对这一条都十分珍视。“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俱死”。《孙子兵法》上的这句话，不但历来被我国的军事家视为带兵要诀，而且早已超出国界，成了许多外国军事家的座右铭。我军历来有爱兵的光荣传统。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正是深厚的阶级之爱、战友之情把干部战士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甘苦与共，生死相依，这是我军之所以能无坚不摧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少数干部爱兵的观念淡薄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与战士相对立的位置，自以为高人一等，滥用职权，对战士动辄横加指责，粗暴训斥、污辱人格。把这种早在我军初创时期就明令禁止的野蛮的管理方法用于八十年代的人民军队，是国法、军纪所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的战士是懂感情、重感情的。他们衡量干部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干部对他们的感情如何，并以此决定自己对干部的态度。因此，只有用爱，才能换来爱。干部对战士爱得真挚，战士对干部的管理才能乐于服从，部队才能形成上下亲密无间的战斗集体。
二、带兵必须知识博深。八十年代的战士具有较高的文化，求知欲强，他们对现代科学技术有浓厚的兴趣，对物质文化生活有较高的追求，对各种社会信息比较敏感。他们眼界宽，视野广，思想比较活跃，勤于思考不盲从，服理不服权，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因此，要带好他们，干部必须博学多才，应该具备较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军事专业理论和技术知识、军事管理科学知识。带兵人的知识多了，战士才把你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才能更加信任你，尊重你。你说话才能有人听，指挥必然灵。当前，绝大多数连队减掉了副职干部，这就急需军事干部懂政治，政工干部懂军事，军政干部都需要会管理部队。这样，才能把兵带好。
三、带兵必须以身作则。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干部本身首先做到，是最有效的带兵方法。古语说得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战士对干部往往是听其言，观其行。干部只有置身于士兵之中，不搞特殊化，不谋特权、不摆官架子，真正做到身教重于言教，处处为人表率，才能腰杆硬，说话灵，使战士心服口服。如果干部本身有心治家、无心治军，言行不一，而对别人发号令、提要求，必然没有威力。这几年，有的单位在部队管理上问题较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干部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自我表现不好， 自己剥夺了自己管理部队的权力。所以，每个干部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以身体则”作为带兵的座右铭，努力使自己成为部属心目中效仿的楷模，真正树立起带兵的权威。
四、带兵必须处事公正。干部处事公正，是带好兵的重要一环。干部应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战士，不能拉老乡和私人关系，不能有亲、疏、厚、薄之分和爱、恶、生、熟之别。特别是在战士入团、入党、探家、学技术、改志愿兵、考军校、配备骨干、确定退役留队等问题上，一定要出以公心，一视同仁。做到这些，战士才能气顺劲足，积极为连队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干部在带兵中一定要主持公道，实事求是地处理战士的问题，一是一、二是二，行得端、做得正，才能算是一个好的带兵人，才能带出好的战士、过硬的连队来。
五、带兵必须从严。治军要严，这是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带兵要诀。没有严格管理和严明的纪律，部队就不会有很强的战斗力。军队的主要职能是准备打仗，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决做到有令就行，有禁就止。和平时期这种严格的纪律和作风，主要靠平时严格管理来养成。有些同志认为：“二十年内不打大仗，平时松点没啥”。这实质上是忘记了我军的根本职能，也是不懂得建军、治军的偏见。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但坚持“从严治军”的方针不能变。和平时期军队建设，不能理解为建设“和平”的军队。军队历来与“严”共存，麻痹松懈则是自毁“长城”。还有的同志认为：“战士一天到晚辛辛苦苦，部队生活条件又不太好，再那么严格，感情上过不去”。有这种迁就思想的同志，其实是不懂得“严是爱、松是害”的道理。正确实施严格管理，是对战士的最大爱护。对战士生活上体贴照顾，是完全应该的，但不在思想上、训练上、工作上、纪律上、作风上严格要求，对战士的缺点、毛病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只能助长不良思想和作风的滋长。其结果必然损害战斗集体、坑害战士。每个干部都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认识到对部队严格管理，严格要求，是对党的事业负责，对战士负责。当然，严格管理要适度，要得法。做到既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又要从实际出发，严得合理，严得可行。
六、带兵必须讲求科学方法。所谓科学的带兵方法，是指针对每个战士的不同性格、爱好、特点、志向、成长经历、入伍动机、家庭状况和不同的思想情况，采取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如做战士工作时，可采取普遍教育与个别人谈心相结合、领导教育与群众自我教育相结合、部队教育与社会、家庭教育相结合的方法等等。对自尊心强的战士，多搞“单个教练”，尽量不当众批评;对服理不服压的战士，坚持以理服人。在说服教育上下功夫;对志趣爱好广泛的战士，要与他们同学习、同娱乐，将教育寓于这些活动之中，对文化程度高、有一定特长的战士，在分配工作时，应尽量创造条件，充分利用和发挥他们的特长。这样，必定能收到好的效果。
以上六点是对新时期带兵之道的粗浅探索。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引起大家重视，并以实际行动和探索成果，来贯彻落实三总部《关于加强管理教育的指示》，把军区部队的管理水平提到一个新高度，为加速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贡献。
谷 兆 峰
军事理论来源于军事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从人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又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体系。它反映了人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的基本规律，因而具有相应的确定性和普遍指导意义。尽管我军在新时期面临的客观情况有许多新变化，而且今后还将遇到更多更大的变化。但是，那些带有根本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东西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把人作为管理教育的主体对象 军队管理，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人们根据某些原理和原则，依照一定的程序、手段和方法，对管理对象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监督和协调活动。军队这个战斗集体，它的管理对象最主要的是人和武器装备为代表的物。在人一物系统构成的管理对象中，人又是主体对象，这首先是因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来源于人的思想，即人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既是对客观物质的反映，又是对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分布和概括。因而对客观物质世界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表现在军事领域，则是军人行为明确的目的性和周密的计划性，以及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主动的创造精神，还有对自身生理活动的有效控制。在军事管理中，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是其它任何因素都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其次，军队的一切活动，都是通过人来实现的。人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在军队管理中，一方面，广大官兵都有明确的职责分工，都要管理一定的人员，武器装备和器材等，因而人人都是管理者;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要接受上级首长和领导机关的管理，都要受到广大群众的监督和法纪的约束，所以，人人又都是被管理者，这一点也是人优于物及其它因素的显著特征，再次，人是部队战斗力的决定因素。在由军人的军政素质、武器装备和物资保障等众多因素构成的军队战斗力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和武器的结合。而这种结合的最佳程度，又是通过人来达到的。如果离开了人，“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总之，在军队管理中，人是最能动，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管理教育的成败，关键就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和发挥得如何。因此，把人作为我军管理教育的主体对象，就抓住了军队管理的决定因素，抓住了军队建设的关键环节。
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军战争的历史经验，全面分析了战争诸因素的相互关系，科学地指出了人是决定因素的著名论断。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我军几十年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这一论断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军在建军过程中一直十分重视人的因素。反映在管理教育上，则始终是把人作为管理的主体对象。由于我们充分调动和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具有高度觉悟的人去管物，所以，尽管我军武器装备一直处于劣势，却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器装备的效能，甚至创造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奇迹，战胜了在数量上、装备上都比我们强大数倍的敌人。从而使我军由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我军建设的各个方面虽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军队管理上，人和物仍然是管理的两个基本要素。其中，人的因素则显得更加突出了。因为武器装备等物的因素越复杂、越精良，对掌握和管理它的人的素质要求也就越高。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但是，把电子计算机看成能代替全部指挥职能，那不可能，那样人的能动性就没有了。”杨尚昆同志也强调说：“人的因素在现代战争中仍然是第一位的。但对人的因素要作全面理解。它不仅包括人的勇敢，觉悟和牺牲精神，还包括人的智慧和才能，包括人对科学文化技术的掌握和运用。任何现代装备，即使象电子计算机、侦察卫星、航天飞船那样高级的技术，也要人来操作。任何精尖的武器，也不可能百发百中，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要看操作人员的科技水平”。这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关于人与物关系的论断并未过时。而且，只要有军队存在，我军的管理就要坚持以人为主体对象，通过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最大限度地发挥物的效能，从而保证管理的顺利实施。
(二)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把建立巩固的内部关系作为管理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凡是管理，都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分。这二者的关系，从其地位和性质上讲，可谓是一对天然矛盾。军队是按照一定的层次实施管理的战斗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军、师、团、营，连直到士兵层次很多，但最基本的层次只有两个，即官和兵。所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也就大量地表现在官兵关系上，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曾明确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官兵关系这对矛盾，就是军队管理这一事物的内部矛盾性的集中反映。官兵关系处理的好不好，不仅关系着军队管理的成败，而且影响着部队的巩固和稳定，决定着部队战斗力的强弱。因此，认真研究和处理好官兵之间的矛盾，努力建立巩固的内部关系，就成为军队管理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处理好官兵关系这对矛盾呢?我认为，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是个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我军建军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深刻揭示了不同性质的军队具有根本不同的官兵关系。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官兵之间都是根本对立的阶级压迫关系，只有人民军队才是政治平等的阶级兄弟关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当时，“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散，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可见，官兵一致，是我们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是我军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显著标志之一，是我军独创而且独有的优良传统。因此，毛泽东把它列为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使之成为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的一条准则。使我军克服了革命征途上的各种困难，战胜了一切敌人，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新的历史时期，我军的官兵关系同战争年代相比，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官兵之间，那种在旧社会同受一个阶级压迫的“阶级感情”没有了，在长期和平环境中，那种在战争背景下同一战壕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淡漠了，在经济待遇上，干部与战土也拉开了档次，出现了“等级”，等等。这些新情况处理不好，就会影响我军内部关系的巩固，甚至会动摇部队战斗力的基础。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但不能丢掉“官兵一致”的原则，而且，还要不断地根据新情况、新问题，继续加以研究和发展。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一是要强调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官兵同甘共苦，同战士打成一片。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练、同娱乐，坚持团以上干部和机关下连当兵，永葆干部普通一兵的本色，二是要大力开展尊干爱兵活动，干部要关心和爱护战士，战士要拥护和尊重干部，自觉地服从管理。要坚决地执行“八个不准”，使全体干部战士认识到，我军的干部战士都是阶级兄弟，在政治上完全平等;三是要坚持干部以身作则，要处处为战士表率。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通过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和带动战士。总之，我们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永远作为我军管理教育的根本出发点。
(三)强调自觉的纪律，把管教结合作为管理教育的基本手段 纪律，是社会的各种组织要求其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我军的纪律，“是指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的总称”它同党纪国法一样，是统一行动的准绳，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军队开展壮大和夺取胜利的保证，“古今中外都证明，如果军队没有严格的铁的纪律，没有无条件地执行上级命令，这种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但是不同阶级的军队，有着根本不同的纪律。旧军队的纪律是建立在阶级压迫基础之上的。它的纪律，是靠欺骗、利诱加棍棒来维持的。我军是人民的军队，它的性质、宗旨和所担负的特殊历史使命，决定了它的纪律同剥削阶级军队纪律的本质区别。“它不是用棍棒建立起来的，而是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觉悟、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建立起来的。”我军作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从建军之初就彻底破除了几千年来军队中的压迫制度。建立了反映革命队伍中同志关系、阶级友爱关系的平等、自觉的纪律。如朱德同志所说：“红军的纪律，指挥员与战斗员都一样的遵守;与白军的纪律专为压迫士兵而设，绝不相同。红军的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毛泽东同志在创建红军中，不仅亲自为我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把“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作为全军的行动口号，而且还特别强调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我军纪律同一切旧军队纪律的界线，使我军的纪律从开始就牢固地建立在广大官兵自觉执行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优良的传统。
然而，自觉遵守纪律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不断教育的结果。纪律是靠人来遵守和维护的。而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因此，“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所以，我军在管理中，历来就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把管教结合作为管理的必要手段。即在管理中，不仅强调行政手段，强调执行纪律，而且十分注意讲明道理，以理服人。启发被管理者的思想觉悟，使其树立崇高的理想，认清执行条令条例、规章制度和遵守革命纪律的意义，知道该怎么做，又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的道理。从而把领导和上级的要求变为自觉的行动。毛泽东讲过这样一个事例：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但我们的战土一个都不去拿。战土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他接着指出：“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总之，军队管理离不开必要的纪律，遵守纪律要靠自觉，而自觉性的形成又是以理服人，不断教育的结果，因此，管教结合永远是人民军队管理的一大特征。
(四)完善和建立法规制度，把正规化作为管理教育的奋斗目标 军队的法规制度，是指由国家或国家授权的权力机关制定和颁布的要求全体军人共同遵守的法律、法令、条令条例及规则，章程。它是我军治军的法典，管理教育的依据，军人行为的准则。我军的法规制度，明确规定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规定了我军的建军方针和原则，集中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内在规律。
建立和完善军队的法规，搞好正规化管理，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管理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编制红军法规”，在建军初期就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中国工农红军暂行内务条令》和《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等。后来，他又多次提出，要作历史的考察，总结规律性的经验，制定一整套建军的方针，政策，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
全国胜利后，为使我军适应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及时把正规化建设提上了我军建设的议事日程。1952年7月，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提出了著名的“五统四性”的要求，此后，彭德怀又提出：要把条令“作为每个军人遵守的法典，以适应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需要。”这些既是对正规化所做的科学解释，也为我们新时期的军队管理教育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后，开始了和平建军的新阶段。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部队从事的非军事活动大量增加了，与社会的接触面也空前增大了，部队受到的“外界”影响越来越多。这使正规化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了。我们应当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进一步完善军队的法规制度，坚持依法治军，严格管理，严格要求，使部队做到坚决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使部队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具有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紧密的团结，正规的秩序。实践证明，只有不折不扣地依照法规制度严格治军带兵，才能使全军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我军的建设才能实现正规化，才能与军队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因此，我们各级管理者都应牢固地树立依法治军的观念，把实现军队建设的正规化作为管理教育的奋斗目标去追求。
(作者工作单位：12039部队)
王安
随着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和平时期军队管理的地位作用明显重要，并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官兵的普遍关注。近两年来，全军几十所院校和各军区，各军兵种部队、机关的二百多位同志探讨军队管理教育和整个军事管理的学术问题，写出了几百份管理论文，经验总结、调查报告和几十部管理书稿、教材、著作，展现了我军管理理论研究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一、军事管理研究成果频频问世
我军军事管理理论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管理论文，管理教材，管理专著。据不完全统计，一年多来，全军撰写军事管理论文两千多篇。成都军区去年一月至今年九月撰写军事管理论文395篇，广州军区某集团军，海南军区，兰州军区守备师今年都编印了军队管理论文集，收入论文近50篇。最近召开的全军首次军队管理学术讨论会，原要求选送38至52篇论文，结果送来130多篇。一些军内外学术刊物不断刊登军事管理学术论文。《外国军事学术》杂志去年第七期、今年第十期，集中刊登了军事管理论文和译文20余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对外军管理研究的成果。大型综合性管理刊物《管理世界》从去年第三期，刊登军事管理论文。经国务院批准创刊的《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今年发表了某集团军军长、军队管理理论研究工作者、军事院校干部撰写的军事管理论文。《管理现代化》杂志还发表了我军后勤干部撰写的论文。
近年来。为了适应军事管理教学的迫切需要，军事院校广大教学研究干部普遍动手编写军队管理教材。空军学院编写了《空军部队管理教育教材》，后勤学院编写了《现代管理科学基础》、《军队后勤管理学》教材。原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经过广泛调查研究，编写了第一部全军统一的《部队管理教育教材》，总参谋部已颁发全军。目前海陆空军各院校，普遍编写了或正在编写具有本军兵种特色的管理教材。北京军区某师还组织全师干部编写了十多万字的管理教材。我军各种管理教材的诞生，促使我军管理教育逐渐走向了正规化、制度化，规范化，提高了管理教育的理论性、思想性、系统性。
当前我军已有20多部军事管理专著出版、印发部队或即将出版，标志着我军管理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预示着具有我军特色的军事管理学不久将要诞生的发展趋势。特别可贵的是有的军事管理专著已经从综合介绍国外军事管理，地方企业管理的知识，理论体系和经验，进展到研究探讨我军的管理理论体系，有的军事管理专著提出了我军军事管理学的也个分支学科，有的开始注重研究探讨我军管理的理论原理原则。
二、军事管理研究队伍不断扩大
近年来军事管理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从大军区、军兵种的司令员到普通战士;从正规军到省军区、人武部，从教学研究干部到管理专业干部，从现职干部到离退休干部，从现役军人到转业退伍军人，都有不少同志撰写军事管理论文。沈阳、北京、广州、成都、南京、济南、兰州军区首长都撰写并发表过军事管理论文。全军首次军队管理学术讨论会上就有五位大军区、军兵种的首长撰写论文。此外，撰写军事管理专著的，不仅有从事军事管理研究、教学的人员，还有师、固、营的干部、政工干部和后勤干部。军事管理理论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 为我军事管理理论研究的进一步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军事管理理论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我军管理理论研究，首先是从管理教育课题开始的。近年来不断拓宽。目前已经开展起来的军事管理学分支学科有：军队训练管理，军队作战管理、军队行政管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管理、军队人才管理、军队院校管理，军队科研管理、军队后勤管理，武器装备管理，军队安全管理，等等。其中尤以军队行政管理、军队后勤管理研究的进展较快、成果较多，是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其它方面管理理论的研究正在起步。
四、军事管理研究、教学组织不断建立，管理教学广泛开展
广泛兴起的军事管理研究和日益加强的军事管理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管理教学的开展，促进了教学、研究组织的建立。目前我军管理理论研究工作已由自发的、分散的、零星的研究，逐步走向有组织有领导的研究。有的部队已经成立了“现代管理信息系统研究会”“管理教育研究中心”。沈阳军区去年三月成立了“现代管理学院”，设置了部队管理专业，军队企业管理专业、电子计算机专业、部队法律教育师资班，正在筹办基层干部管理教育短训班。目前全军大多数院校己把管理教学纳入了计划，分别开设了“现代管理科学基础”、“军队管理”、和“部队管理教育”课程。一些院校已经分别组建了“现代科学管理教研室”，“军队管理教研室、教育管理教研室”、“管理教育教研室”“军队管理学教学组”等，作到了管理教学有教员、有教材、有时间保障。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军管理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和一定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引向深入。和平时期军队大量的工作是管理和训练。训练工作很重要，但一年有一定的训练日，而管理工作天天有、时时有，而且由于兵员成分，部队武器装备的变化，部队管理工作难度不断增大，应大力加强研究，提高我军科学管理水平。因此，不少同志建议，尽快建立一个专门研究军队管理的机构<研究室、所>;办一个军事管理刊物，组织编写一部具有我军特色的军队管理学专著，成立一个全军性的军队管理学会，创造条件，在适当时机建立一所全军性的军队管理学院。
(作者工作单位：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