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策：朝花夕拾 芬芳犹存——30年见证与参与的美好回忆

朝花夕拾　芬芳犹存

——30年见证与参与的美好回忆

史　策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从1985年创刊至今，已整整跨过30年历程。转首回望，抚今追昔，恐怕怎么也不应该否认这是成长提高的30年，不断向前的30年，稳步发展的30年。在这值得纪念与庆祝的日子里，作为一直随行其中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更是倍感高兴亲切，平添不少信心。

　　一、专业贡献 功在当代

　　30年的时光，在历史的长河中确实不过短暂的一瞬间，但作为一个处在变革时代的刊物，她不仅没有被相关专业领域的许多人所忘记，而且还在行政管理专业史上留下了一笔重彩浓墨。尤其是亲眼目睹她向前迈进的一串串闪光脚印，今天回首，历历在目，看在眼里，喜上心头。

　　走过30年后依然充满生机，首先说明这一刊物创办的方向是正确的，价值是重要的，前途是光明的。从实际情况可知，我国各级各类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一直在一百多万个以上，人数仅在上世纪80年代也近三千万。改革开放拉开序幕时，百废待理，行政管理领域当时也无一家全国性、综合性与有代表性的刊物。在这样历史背景下《中国行政管理》创刊，无异于一颗信号弹，一声春雷，宣告行政管理学这一被宣判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达30多年之久的学科将起死回生，预示她步入恢复繁荣之道。事实也果然如此，30年来刊物始终面向实际，深入实践，不遗余力地宣传、介绍、阐述中央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勇敢地探讨解决行政管理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为行政改革摇旗、呐喊、助威，为破解改革中遇到的难题与挑战而奋战，成为国内外及时了解、正确看待我国行政管理实际的一个重要窗口。在30年后的今天，随便翻开刊物的哪一期，她都仍然保持着昔日风采，显示着在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不懈努力。因而，尽管不能轻易评定她已是我国行政管理专业最好的刊物，但起码可以说在这一方面已作出有说服力的成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走过30年仍旧有活力，还使我再次欣然看到刊物的质量与水平在逐步提高。信手翻阅手边珍藏的初期和近年的几期杂志，稍作对比，质量与水平的提升之大，哪怕是外行人也都能作出判断。而如今，起码近十多年来，刊物在专业内容、深度、水平、风格、特色、编排、体裁、涉及面以及发行量、编者素质等等方面，变化之大，可谓翻天覆地，焕然一新，完全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特别是随着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高等教育的普及与其硕士、博士点的扩展，师资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刊物的档次、影响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想当初，刊物充其量不过拥有一个CN号而已;而如今，已成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的佼佼者，专业领域的权威期刊，业内人人以能在杂志上发表论文为荣，并被众多高校视为可作评定正高职称的科研成果，还被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作为完成国家课题的依据。使我颇有切身体会的是，拙文“加强行政事业性资产监管的探讨”在2011年第1期刊发后，很快就被好几个单位的论文集收编，有关一些部门还来电询问交流，深感杂志影响力真不小。

　　二、岁月如烟 往事如歌

　　卅载春秋，蓦然回首，烟消云散。但与杂志社同志们友好来往的美好记忆，却件件久久萦绕脑际，不能忘怀，觉得弥足珍贵。

　　由于工作和专业关系，30年来我参与了社里的一些征订、发行、组稿等活动。记得1990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小型研讨会期间，当时的学会与刊物领导张文寿、刘怡昌同志就笑着对我说，史策呀，你是我们的骨干，可要多发挥作用啊。我不仅满口答应，而且实际上也都尽力而为，每年都认真地向福建各单位邮寄征订单，向很多机构积极推荐。当接到社里反馈的订阅数量不少时，就跟自己家里有了喜事那样高兴。为帮助刊物增加收入，我还设法通过一位兼任副会长的领导，即后来的福建省常务副省长张家坤同志，为杂志联系到福建盐业公司的广告。当看到广告在杂志封面刊出后，心情比喝了一顿喜酒还兴奋。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91年学会和杂志社在北戴河国管区一招待所召开提高刊物质量、加强征订工作研讨会。我当时作为福建学会秘书处的负责人有幸与会，同来自各省市自治区学会的同行们一样，都把办好杂志、扩大发行量视为份内事，积极发言，献计献策。会议休息期间，大家倘佯在美丽的北戴河海滨沙滩，欣赏海上日出的壮丽景色。我和一些会游泳的同志还投入大海的怀抱，尽情畅游。当时还仅二十几岁的鲍静同志在水中来去自如的身姿，赢得大家一阵阵喝彩呢。可惜没有带相机，也没有手机，否则就一定会留下珍贵的镜头。

　　也许是良好的一些传统影响还很大，联系的方式比较直接简单，当时大家的工作内容不是很复杂，所以为杂志征订也好，联系广告也好，组织稿件也好，都十分热情尽力。因而杂志社和学会也把我们视为自家人，对我们相当热情、友好、亲切，我们则把杂志社和学会看作在北京的“家”。平时来京公干，有事没事常常都要到社里坐一坐，聊一聊。记得大概是1992年秋天，有一次到京后买不到回程机票，便跑去找鲍静帮忙。她二话没说，不厌其烦，第二天就帮助解决了，还是去她狭窄的住处拿的机票呢。还有一次，大约是1993年的夏秋之交，由于飞机晚点，到京后天色已晚，住宿一时无着落，便来国管局大院找吴爱民同志。当晚我们便一起住在编辑部办公室，睡在简易床上，吃的是他从食堂里打的饭菜。夜深人静，促膝长谈，无所不聊，甚是惬意，觉得不比住宾馆差。

　　在自己步入花甲之际，也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当年杂志社和学会的部分领导及老同志张文寿、刘怡昌、陈子庸、郭丙于、丁明浩等，已驾鹤西游，离开了我们。但他们为刊物付出的辛劳，做出的贡献，对我们这些参与者的那种自然的善意，永远不会被忘记，永远值得怀念。斯人湮逝，足音咚咚。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一定会为杂志美好的今天高兴;想必也一定会在另一个世界衷心祝愿刊物越办越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

作者：史策,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福建省委党校教授，福州　3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