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3.11.02

　　*本文系暨南大学启明星项目(项目编号：12JNQM0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方政府对网络公共舆论的应对管理与回应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0CG106)、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广东省公共网络安全风险与预警应急技术研究”(项目编号：2010A032000002)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突发性事件状态下网络舆论传播的受众逆反心理有多种表现，其原因也是多样的，对其进行合理地预警十分必要。心理预警模型是逆反心理预警的基础，本文从传播者、传播内容、形式和情境四个方面构建逆反心理指标，形成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网络舆论的公众逆反心理预警的评估模式，从而建立起“常态性预防”“动态性预警”“发展性干预”的“三位一体”整合型逆反心理干预机制。

　　[关键词]应急管理;突发事件;网络舆论;逆反心理;预警机制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11-0012-06

　　一、研究背景分析

　　频繁发生的突发性事件通常都伴随着网络公共舆论的井喷。随着网络的发展，公共舆论已经成为突发性事件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舆论传播在政府与受众加强联系和互动的同时，也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政府网络舆论传播在公众当中容易引起逆反心理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缺乏应对机制，另一方面则是没有建构逆反心理预警机制。当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对于网络逆反心理的预警还缺乏有效的探索。对突发事件网络舆论逆反心理的评估与预警，形成有效的预警与防范机制，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舆论逆反心理通常表现为网民对已有政府信息所得出的结论、判断，进行反方向思维，产生怀疑和动摇进而否定的态度。网民受已有意识支配和思维定势影响，会对政府传媒上宣传的观点产生较大的抵制情绪。这是一种感性的直觉心理意识，具有强烈的抵触性情绪色彩。这种心理表现比较稳定，对政府传播内容表现出与对立或相反的情绪体验以及行为倾向，常表现为感情疏远、关系僵硬、行事莽撞、不认同、不顺从、不理智、不合群、偏执、冷漠、抗拒等形式。直接的结果是网民会采取与传播者愿望相反的态度倾向。从传播效果来看，突发事件下受众的逆反心理肯定会对政府妥善处理和解决问题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逆反心理是政府信息传播效果的主要心理屏障。逆反心理是受众对外界引导在态度方面的非常规性质的逆向反应，它是受众对媒介信息的简单逆向思维和反面理解的心理意识，在信息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筑起一道抵御信息顺向传播的心理防线，使政府和媒体信息的含义扭曲、变形，使信息传播的力度减弱、转向。有学者认为，危机一旦爆发，核心利益相关者、次核心利益相关者、边缘利益相关者、大众媒体和一般公众皆按照自己的主观框架接触、采集危机信息，形成认知并做出判断。这种框架是人们解读危机的心理基础，并据此明确自己的态度和行为，而非轻易受到组织的影响、操纵和支配。[1]其实，受众的逆反心理是大众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矛盾产物,它作为一个传播现象和心理现象,广泛而长久、渐进而深刻地影响着大众传播的效果。它可使受众对传播信息的接受值为零或负值,即产生零效果和负效果。”[2]另一方面，逆反心理直接影响信息传播效果的心理接受度，导致传播目标错向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同样的刺激物在刺激强度过大、刺激时间过长时，容易引起对反应性质的变化。公众对于政府那些过量重复的信息杜绝在其接受范围外，对自己不愿接受而媒体硬塞的信息产生厌烦情绪。当受众在个体意识和自主性不断加强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一套信息“防御系统”，对于媒介的各类信息，超过他们自身接受需要和认同程度时，就会采取抵制、排斥、反抗的态度。第三，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网络舆论逆反心理处理不当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逆反心理的累积容易形成群体性的聚集效应，尤其是在网络公共舆论上，更容易形成群体效应。“当个体意识到自己与群体的行为、规范、价值之间存在不一致时，就会产生从众情境”。[3]2011年7月“郭美美事件”导致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短期内无人捐款，直至影响到2013年雅安地震红会捐款，后果十分严重。2008年的“翁安事件”，就是在当时愤懑郁积的特定情境下，政府以一种方式对待事件，民众偏偏以与其相对的另一种方式应对。两种不同的思考和看待问题的方式使冲突成为现实。[4]互联网的开放性，其信息传播无法像传统行政权力控制时代那可以被垄断。但是，对政府舆论传播逆反心理的不当处理，常常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对于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网络舆论的公众逆反心理进行有效预警并建立干预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二、政府应急管理中网络舆论受众逆反心理预警机理

　　心理预警是对可能出现的心理危机进行预先的估计，通过技术手段和科学方法分析，可以对网络公共舆论进行有效的预警，它包括人的认知、情感、行为模式和社会适应性等方面异常的预警。

　　(一)心理模型理论的逆反心理预警基础

　　诱发逆反心理的原因可能是对象固有的态度障碍(如认知归因的偏差)，也可以是对象特有的人格障碍(如偏执型人格)，但直接诱因却是引导者、引导内容和形式以及引导情境的相关特征。[5]逆反心理是可以预见的。苏格兰心理学家肯尼夫·可勒克(Kenneth Craik) 认为，思维可以建构一些现实的小尺寸模型来预测事件, 进行推论和做出解释。[6]人们能将外部事件转化成为内部模型,这就是心理模型概念。心理模型理论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詹特纳和史蒂文斯等学者主张的长期记忆中的知识表征影响[7];二是约翰逊·莱尔德等学者则关注短期工作记忆任务，关注推理者在不懂逻辑的情况下如何利用有限知识进行推理。[8]后来的学者将两种记忆推理进行整合，即长期记忆和短期思维都是推导心理及行为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建立心理模型。从过程来看，突发事件过程中的逆反心理形成，其本质是心理活动过程的结果，主要机制如下：首先，舆论内容及相关的信息在特定的情景中,引起受众的注意;其次,受众接触并理解信息,并将所理解的信息及所形成的观点和态度与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知识修养)和态度观念加以比较;最后,经过比较、分析,作出接受或抵制的态度反应，即受短时记忆和长期积累知识做出现有的行为判断。时勘等学者通过考察中国17个城市市民在SARS危机事件中的心理行为建立了预测模型，形成了风险认知的影响个体行为的预测指标，证明心理行为的可预测性。[9]心理预警就是通过对现有心理发展可能性实行推理，得出其情绪发展的结论。逆反心理预警以心理模型理论为基础，通过对逆反心理的把握，建构一定的模型，对逆反心理进行评估，从而预测其可能的方向，给政府处置应对提供参考。根据心理模型理论,人们依据前提进行推理, 得出结论。这一过程大体经历几个主要阶段：前提和知识—理解— 建立模型描述—初步结论—验证—寻找其他可能模型—有效结论。[10]对于网络公共舆论的逆反心理预警来说，实际上就是根据人们对于突发性事件的网络评论和表现来研究人们的心理状态，对事件本身的态度、对政府处理的评价、对当事人的态度等进行分析，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逆反心理模型在推论、解释和预测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网络舆论受众逆反心理预警机理

　　突发事件下网络舆论受众逆反心理可以分为递进的认知逆反、评价逆反、情绪逆反和行为逆反。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绝大多数是从网络上了解信息。人们在接触相关信息时，就会做出基本的认知反应，包括注意、关注、理解、赋予意义，它是公众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获得外部信息进行认知和诠释的过程，对象是政府及事件当事人。网民在接触媒体信息时，表现出拒绝、抵触进入认知过程或处于潜意识认知状态就是认知逆反。原因在于，“受众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人和被传播的内容，而是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11]评价逆反则是对认知到的信息进行自我评价，进而形成相对立的情绪和态度，并可能采取行动。情感逆反则是受众在认知逆反和评价过程中，在情感态度上形成的负面成分，引起的不快、反感、讨厌、憎恶等多种程度的逆反心理。逆反心理累积到一定程度则会导致行为逆反，它是以上三种逆反的心理基础上，外化为采取某些行动来表达、缓解自己逆反心理的行为意向或行为表现，这是非常负面和危险的，也是政府应急管理的难点与重点。以上四个层面的逆反心理是相互关联、递进加深的关系。

　　从心理模型理论可以知道，突发性事件状态下舆论传播受众逆反心理是有其规律的，通过对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分析，以及对于公众行为的预期，即可以推断出行为上的预期，当达到一定的标准时，政府应当进行预防和预警，甚至进行有效处置。从机理上看，包括几类：

　　第一类是感受性认知逆反预警机理。感受性认知逆反心理预警的重要表现就是突发事件所报导的新闻“事实”虚假与民众所认同的实际事实相悖。感受性逆反心理主要来自于政府传播内容与受众的实际感受差距过大，人们在现实社会因素与政府的不作为形成强烈的反差，舆论倡导与实际不符。要对此进行预警，首先就要对政府自身做法及政治生态、社会环境、社会秩序等进行评估，这就要观察和调查社会利益分配体系问题，预测社会不满情绪，了解人们生活压力问题，是否存在被剥夺感，政府行政是否作为，司法体系是否存在不公，人们是否有有效的宣泄渠道、有无相关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排解与疏导等。长期以来的事实与政府舆论倡导不符是逆反心理产生的重要的原因。所以，关键对于人们感受性的问题与政府舆论进行适当的比较，是否可以得出逆反心理可能产生、影响深度等问题，若有，则可做出预警。

　　第二类是信任逆反心理机理。“新闻就是一种权力话语”。[12]在某种制度缺口和监管盲区的情况下，媒体权力极易被滥用和误用。在瓮安事件发生不久后，相关部门对事件的解释与人们所期望的解释形成极大的偏差。政府在这个时候掌握话语权，但是，这种话语解释或“托辞”在无法获得人们信任的情况下，成为人们逆反心理产生的基础，有时会成为发泄不满的借口，从而引起人们挑战公共权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对政府、突发性事件当事人、利益相关者的不信任与怀疑是事件发生的普遍现象。有学者认为，“当起因事件发生后，政府有关部门出来‘辟谣’或‘定性’时，因其长期的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已经很难在民众中树立威望和公信力。因而，无论政府如何解释，人们不仅不可能相信，反而将其视为政府推卸责任、隐瞒事实的借口。‘辟谣’或‘定性’不仅无法起到安抚人心的效果，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13] 由此事件推理到政府的其它不当是导致逆反心理的重要的原因。由于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我们几乎可以看到，网络公共舆论对于在涉及“三公部门”的负面新闻时，往往是一边倒的批判浪潮，例如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等事件。但可以清楚地分析的是，很多情况就是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对于“涉腐”、“涉富”、“涉权”等事件时所采取的回避遮掩态度。而一些事件最终没有结果也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逆反心理。

　　第三类是环境承受式逆反心理机理。对传播内容与受众需要不相适应而产生的反感以及传播形式不当引起的反感。比如政府传播中使用“不明真相”的群众，2011年广东乌坎村事件政府发布会使用了“有境外势力对今次事件推波助澜”等词，增加了网络舆论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网民表达不满，责骂行政态度傲慢，最终导致舆论的严重问题。同样，2009年云南省陆良事件使用“别有用心”群众，与政府对抗等报道，引起网络公共舆论的普遍的逆反心理。对抗性的传播导致对抗性的行为。另外，过多地重弹陈词滥调，超出受众心理的满足限度。公众个体背景因素也是产生逆反心理的因素，表现在受众个性心理不健全，如持有极端立场者会对所持立场相反的传播产生非常强烈的逆反心理。网络社会中，“官”、“民”的分化较严重，政府与民众因处于不同的地位，基于不同的利益视角，看待各种社会现象的出发点也不同。这些都是逆反心理预警的前提与基础。

　　三、网络舆论受众逆反心理预警路径与评估

　　(一)政府应急舆论传播的受众逆反心理预警路径

　　逆反预警的技术路线可以通过系统分析得出， 即建立逆反心理路径，通过对于四种逆反心理指标进行分析，建构相应的逆反心理临界值，从而根据不同的事件进行测量，得出指标体系，对于各种突发事件进行合理测量。受众逆反心理结果可体现为常态、可能发生状态、危机状态和处置状态和重建状态，后四种状态超过正常指标，则进行有效的预防、预警(准备)、响应和恢复。关键是找到预防和预警(准备)临界点，这就要对政府网络舆论传播的危机处理能力进行评估，不断提高政府的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图1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公众逆反心理预警路径

　　(二)政府应急舆论传播受众逆反心理的预警评估方向

　　第一，对突发事件传播者的逆反心理预警评估。信度逆反心理是造成传播效果的负效果或零效果的重要因素。包括信源是否可信?突发事件信息与个人感受的预期感受，这包括政府是否在说谎，或是否怀疑政府在说谎，政府是否隐藏事实，或是政府的解释不符合常识判断或事实判断。其日常行为是否受到信任?还有其政府行为恰当性如何?事件当事人是否存在着自由限制?政府发言或政府传播内容前后是否一致?言语方面或是事实方面是否存在冲突?

　　第二，对突发事件传播内容的逆反心理预警评估。突发事件状态下人们对于事件的真实性特别关注。传播信息内容是同网民评价的直接对象。在认知相悖、观念相左、道德相离、喜好相反的情况存在明显的不同，这些都是进行预警的基础。政府传播内容评估强调查的是真实性、满意性和内容上的满足度，信息选择的自由和行动自由。其包括要对突发事件内容真实性、权威性和媒体报导内容广泛性等进行预警。

　　第三，对传播形式逆反心理的预警。传播形式是影响逆反心理的重要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预警：一是超限逆反心理预警，即过度传播会导致的逆反心理，突发事件过程中，媒体过度传播导致了信息量和信息刺激度不断增强。不同信息源互为干扰，超过了人们的信息接收度，带来逆反心理。二是无信息传播预警。权威信息的缺失、传媒的沉默使得公众失去判断力，由于缺乏信息而进行的自我加工导致自主逆反。受众的情绪于缺乏准确信息环境下会对于各种信息进行加工，从而更是加强了逆反心理。三是劝导式传播预警。说服式、劝导性和威胁性的政府传播模式容易形成自我价值保防逆反。一些突发事件会在外在的劝导时，威胁到人们的自我价值，受众就会有意无意地进行自我价值保护，尤其是当政府站在权威的立场上批评或否定公共性。四是禁止性传播预警。禁止性宣传容易导致禁果逆反。网络上的禁果逆反是一种好奇心驱使下的受众试图排除传播障碍达到收受信息目的一种行为，“表哥杨达才事件”、广州“房叔”蔡彬事件等都是这种情况，可以说网络的“人肉搜索”是禁果逆反最直接的表现。

　　第四，对传播情境的逆反心理预警。一是受众网络环境空间预警。政府通过网络监控的方式，让网民不能发贴，不能评论，不能探讨和交流等方面是造成逆反心理的重要因素。受众环境空间预警应当包括实体空间、生存空间和体制空间等多重空间因素。近年来多地出现的PX事件中，地方政府部门对当地网民微薄账号和IP进行封堵，导致网民的严重不满，导致事件不断恶化。二是传播过程中受众压力感预警。包括空间压力、时间压力、情感压力。心理学家杰克·布雷姆认为，人们对削弱个人支配权会产生反应的“心理抗拒”。每当人们的自由选择受到限制或威胁时，使维护这种自由的愿望会更加强烈。由于各种原因，现有的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或多或少的总是存在不能满足受众需求的方面，当受众因为自由选择的需求不能获得完全满足时，也会产生逆反心理。[14]三是受众选择自由度预警。包括信息选择的自由、行动选择的自由、宣泄表达的自由。传播情境的逆反心理是在特定的传播情境下，网民受时间压力、空间压力，在接受信息时不能自由选择，自由意识受阻所带来认知、情感和行为等不同层次的逆反心理。

　　(三)公众逆反心理程度危机预警相关性指标

　　在突发事件传播过程中，对于政府网络舆论还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评估，这包括下列问题，即公众对于事件的基本认知问题、情感问题和行为表现问题以及事件持久性和事件延展性的问题。因此，对于网络舆论的逆反心理还包括了下列指数：

　　(1)基本认知指数。即受众对于突发事件中对于事件本身的认知层次和水平，即对于所发生的事件属性、状态及事实是否有清楚的认识。

　　(2)事件关注度指数。即公众网络的关注度，包括浏览数、评论数、发贴数等。

　　(3)事件相关性指数。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人们进行评论的时候，通常会发生情感转移，由事件本身转到其它方面上去，尤其更多的是转移到政府身上。

　　(4)事件行动指数。受众因产生逆反心理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向，包括行动能力与行为表现。一旦达到了行动指向，则必然会出现网络群体性事件，以至引发出实质性的事件。

　　(5)事件持久性指数。主要评估人们对公共事件的关注程度与持久程度，它是测量逆反心理的重要指标。

　　(6)情绪指数。即突发事件中受众所表现出来的逆反心理情感状态，包括不满、抵触、反感、厌恶、甚至对立等。

　　(四)评估体系的运用与建设：三位一体的评估

　　理论上讲，上述指标体系可以对突发事件状态下网络舆论网民的逆反心理进行初步评估，具体包括简单单项评估和详细综合评估两种。简单单项评估方式根据逆反心理的四个维度采取德尔菲法和专家评估即可得出结论。通过专家加权，针对性地将预警方向即可，即根据以上指标所列的单项内容，进行科学赋值，一般低于-1到-3值是处于突发事件防范状态，-4到-5则是突发事件的预警、干预和处置状态，而多项测评与单项内容则起增强效应，最后所有值的加权平均值所得系数则同样起到综合预警作用。详细综合评估则需要根据指标体系和危机预警相关综合指标进行全面和多角度的评估。另外，由于任何单方的评估系统都会出现相对片面的信息。因此，建立有效的评估系统是相当必要的。网络舆论评价必须建立有效的三位一体评估体系，即政府内部的评估体系和上级部门的评估体系，以及外部权威评价即第三方评价体系。其评价体系可以采取相同或相近的标准。事实上，通过内部的评价体系通常是能够获得较准确的效果的，但是，由于涉及到自身的利益问题，再加上某些领导人或突发事件相关责任人、利益相关者不愿意正确认识问题，所以必然会出现相关问题。因此，上级部门和第三方评价体系是相当重要的。

　　四、政府应急管理中网络舆论受众逆反心理预警机制构建

　　处理好突发性事件本身才是真正消除网络舆论传播逆反心理的根本方向。突发事件状态下政府应提供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对网络舆论逆反心理进行合理预警，适当干预。从理论上来看，Belkin 等人提出三种逆反心理干预模式，即平衡模式、认知模式和心理转变模式。平衡模式适合于早期干预, 主要目的是帮助人们重新获得以前的平衡状态。认知模式认为人们对事件错误的歪曲的思维是干预的重要对象。通过校正错误的思维, 帮助网民达到克服非理性与自我否定, 增强自我控制, 适合于危机稳定后的干预。心理转变模式的主要目的是评估与确定与危机有关的内外部困难, 帮助当事人利用环境资源、寻求社会支持并调整自己的应付方式获得对自己生活的自主控制。[15]事实上，任何一种单一的模式在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都是不足的。政府应急管理网络逆反心理预警干预机制应当整合以上三种模式。本文认为应当建立起“常态性预防”、“动态性预警”、“发展性干预”的“三位一体”整合型机制。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建立常态性逆反心理预防机制

　　利益表达机制和宣泄机制是常态性逆反心理预警干预机制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提出，社会稳定实际上表现为人心稳定, 要对社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进行监测, 必须对人的心理活动进行测量, 构建社会风险的早期心理预警系统，影响社会稳定的心理预警应包括以下四个指数体系:包括痛苦指数、腐败指数系统、贫富差距指数系统、不满意指数系统(包括理想失落指数和公平指数两个指数)。[16]通过平衡模式理论可以知道，完善的利益表述与宣泄机制是对逆反心理的早期干预, 可以帮助人们重新获得心理的平衡状态。反思与审视当前社会政治的变迁，政府应当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看待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变化以及民主进程的社会需要，从而建立常态的逆反心理宣泄机制和利益表达保障机制。网络舆论的逆反心理多源于利益诉求机制的缺乏，由于许多网民正常社会情绪得不到宣泄，从而形成“蝴蝶效应”。事实上，网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益表达的渠道。要引导网络正常的表达诉求，营造良好的平台与空间。另外，逆反心理是需要通过宣泄机制来得到排解的。宣泄是一种人们心理诉求得不到解决而通过一定的身体行为或过激行为来表示的情感需要。当突发事件发生后，针对逆反心理，政府应当开辟专门的网络议论平台作为情绪宣泄场所，容忍人们的某些过激行为，认同公众的群体情绪。这是虽然不能从实际利益上保证网民诉求，但从机制上善待网络民意，减少逆反心理。

　　(二)动态性逆反心理预警干预机制

　　首先，对网络舆论进行合理把关，实施动态心理预警干预机制。把关人(gatekeeper)理论认为，信息的流动是在一些含有“门区”的渠道里进行的，在这些渠道中，根据公正的规则或者是“把关人”的标准，决定信息是否可以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17]事实上，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过程中，政府作为其把关人的角色是十分必要的。在突发事件的报导和舆论形成中，“把关人”起着决定继续或中止信息传递的作用。公共事件中新闻的提供、采集、写作、编辑和报道的过程存在着把关人。政府的把关行为可以分为抑制与疏导。从理论上说，受众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人和被传播的内容，而是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18]政府把关人的角色处理不当很容易导致逆反心理。这就要强调顺向心理干预机制。这是一种具有积极、正面意义的和顺应传者或媒介意愿的心理活动倾向，它有认同、共鸣、偏爱等心理表征。[19]通过干预，可以让受众对已接触过的信息采取自愿接受和有目的追逐的心理倾向。同时，政府应当掌握发布信息话语权的有利时机，对可能引起逆反心理的信息或不正当做法进行把关。将精力集中在依靠网络的封堵或事后补救上是不可取的。尽管在网络传播中，政府的把关人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正确的干预机制还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进行议题管理逆反心理预警干预机制。逆反心理通常很容易受到事件议题设置的影响，所以相关舆论设置非常重要。受“好奇心”等特殊受众心理影响，人们会关注不同的议题，通过对议题的关注点和事件本身的讨论，会形成议题中心。合理的议题管理可以实现危机传播符号和危机信息属性的转换，实现传播者与网民心理互动，它实质上是对媒介和组织的信息进行加工后的“补强”传播。政府应当主导议题方向，应当适当引入意见领袖。在突发事件中，要特别重视意见领袖，了解其作用机制，进而通过劝服他们以影响、改变利益相关者的逆反心理态度和行为。这是议题管理的一项基本策略。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20]意见领袖在影响网民态度和行为具有关键性作用。在摆脱心理信任危机和传播流向转换上起到双向互动与权威沟通的作用。

　　(三)发展性逆反心理预警干预机制

　　发展性逆反心理预警干预机制是指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的逆反心理干预的机制，包括四种机制。

　　首先是顺向心理引导机制。事实上，突发事件过程中，逆反心理从认知到情感到行为是需要时间和情绪酝酿的，这也就给干预提供时机。网民逆反心理产生后，通常既想了解信息，又拒绝接受不受信任的信息，更多的时候是对各种解释的怀疑与抗拒。顺向的心理干预是要实现与网民在理念的相通、和谐、共振，从而引发共鸣心理。共鸣与信任是消除逆反心理的重要基础，公众都有自己的偏爱，许多人会对公共事件感同身受。舆论的顺向干预其实是顺应社会的基本道德与伦理规范要求，其实是基本的舆论干预手段。强化理性的舆论顺向引导是减少逆反心理的有效措施。

　　其次是参与性逆反心理干预机制。突发事件发生后，人们在无意识中联合行动。美国社会学者布鲁默提出，“联合行动”不同于人们之中任一个体的行为，也不同于正常秩序下所有人行为的聚合，它倚重于人们对特定情境、特定意义的图解。[21] 在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