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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比较行政研究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读潘小娟教授《比较行政体制》
发布时间:2018-1-4  发布人:吕 洪 业

  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贯穿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行政体制需要不断改革创新,行政体制理论研究同样也不能固步自封。以比较的视野,介绍和研究外国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审示和探究中西行政体制的历史与现状、共性与特性、绩效与问题、启示与走向,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重点内容。

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学、行政学的重建和发展,我国的比较政治、比较行政研究也逐渐增多,学者们陆续译介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出版了不少有深度、有见地的专著和教材,这为整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容低估的贡献,也为我们不断深入推进的行政体制改革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近期,潘小娟教授的专著《比较行政体制》一书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是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潘小娟教授长期潜心研究并讲授“外国行政体制”课程,成果丰硕,对行政体制有深入的研究、对学科知识有深刻的把握,这本专著汇聚了她长期教学的心得和科研成果。全书以科学的精神、严谨的学术态度,描述和分析了不同国家行政体制的特点和异同,探讨了行政体制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基本规律,是一部兼具教学研究和实践指导的力作。全书在结构、内容、方法等方面至少具有以下创新和特点。

第一,以新的研究框架展开比较分析,使读者更易理解和把握各国行政体制的特点和异同。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建立参照体系和分类框架对相关知识进行归类处理,帮助人们完善认知和理解,促进知识传播扩散。作为一个高度复杂的构成体系,各国行政体制的基本情况、构成要件、影响因素、发展路径等不尽相同,甚至差异明显,要展开对比分析,并抽象和概况出一般的规律特征,首先依赖于构建合理的分析框架。《比较行政体制》一书以行政权力为核心,以行政权力的既成结构为基线,以行政体制的构成要素为主要内容,通过分析行政权力的运行、内部和外部关系及其所处的环境来展开整体研究。全书由八个章节构成,前七章从行政领导体制、政府首脑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职能、中央政府机构、地方政府、中央与地方关系、行政管理模式等七个方面,分别介绍和分析了各国行政体制及组成要素的类型、特点和异同;最后一章进行总括性比较分析,归纳总结了行政体制的影响因素和现代行政体制的一般特征。与现有的相关著作相比,这一结构安排更易于读者理解和把握,是在行政体制研究方面的一个探索和创新。

从内容上看,各部分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可独立成章。各章首先介绍了相关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解析和评判各国改革的方案举措,并推演和预测了行政体制各要素的发展趋势。这种写法兼顾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点明了制度设计的理论渊源和权力运行的规则体系,既描述“是什么”,也阐释“为什么”、评价“怎么样”、分析“怎么办”。从这个方面看,本书不仅可作为理论学习的教材,对政策研究和实践应用也具有诸多借鉴价值。

第二,以解释性视角为主展开研究,拓展了学科研究的空间。描述和解释是比较行政学研究的两种主要视角。描述性视角注重国别研究,通过考察和描述来加深对特定区域某一政治现象的理解;解释性视角注重跨国家、跨文化研究,力在比较异同、探索成因、探寻规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美英法等西方主要国家几乎同时开启了一轮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企业化”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绩效管理、分权与权力下放等改革举措推陈出新,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治理理论等新知识、新理论不断涌现。这些实践探索和理论构建已经完全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普遍性,以解释性视角开展比较分析,更加符合研究的需要。

《比较行政体制》一书通过对法律制度、经验事实的考察描述和对比研究,分析了不同国家解决同类问题、安排同类制度的同与异,给出了各种政治现象的最佳解释。同时,从各国的改革实践中,发现了若干反复出现的相通特征,并从中概括和抽象出可以推广应用的规律性认识和一般原理。相对于“重描述而分析少,重罗列而归纳少,重具象而少抽象”的比较行政研究现状,该书在这一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不仅有助于展现各国行政实践中带有共性的管理经验和规律性成果,推动行政经验的散播,促进公共行政的完善,而且有助于拓展研究空间,提升研究高度,推动学科建设。

第三,选取了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研究对象,增强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政治学、行政学的理论研究者逐渐认识到,仅仅将视野聚焦于本土或少数几个国家,研究结论难免带有狭隘的“地方观念”,理论阐释难以摆脱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冲突。为了增强理论研究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比较研究在学科中的应用显著增强,研究视野也逐渐由少数西欧和北美国家拓展至全球多数国家。在相互交流日益增多、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的当今世界,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更多国家乃至全球,其中的重要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然而,相对于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任何一项比较研究都会面临“数量和差异化的问题”,难以穷尽所有的研究对象。正因为如此,在研究中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研究对象就显得尤为重要。

《比较行政体制》选取了美国、加拿大、巴西、英国、德国、法国、瑞士、俄罗斯、日本、韩国和南非等11个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些国家地处美、欧、亚、非等大洲,地理分布相对广泛。在政体、国家结构形式上,有议会制、总统制、也有混合制的,有分权制、也有集权制的,有二元联邦制、也有合作联邦制的,基本涵盖了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类型。尤其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基于历史原因,拉美、英联邦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在体制构建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分别受到了它们的影响,三个国家在研究方面的代表性尤为突出。从这几个方面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上述11个国家代表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因而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更强。此外,为了研究需要,该书也充实了其他国家的一些实证案例,增加了论据的分量和论证的充分性。

第四,高度凝练了现代行政体制的一般特征,系统分析了行政体制的影响因素,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应用价值。18世纪末以来,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国家不再是世袭财产和私有工具,政府的基本任务是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现代行政体制因此而确立。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各国行政体制都在持续经历逐步革新、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虽然各国的改革路径、改革举措存在较大的差异,行政体制呈现明显的个性化特征,但国与国之间相互学习交流、影响借鉴的过程却从未中断,这就使得个性的背后又蕴含着诸多共性规律。

《比较行政体制》在系统梳理和对比分析后,概况总结了两条规律性认识。第一,公共性、法治性、科层性和系统性构成了现代行政体制的一般特征。这些共性特征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现象,是各国社会发展的共性规律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普遍追求,对我们正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具有价值指引意义。第二,一国行政体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形成和发展变化受到了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构成、政治文化、历史传承和外部交往的共同影响和作用。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尽相同,力度也存在差异,但它们对一国行政体制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行政体制才具有明显的国别特征和国家烙印。研究探讨影响行政体制的各种因素,对正确认识行政体制的生成和演进规律,推动行政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比较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以善恶好坏的伦理价值去加以评述,而在于通过比较揭示出差异性中的普遍性,普遍性中的差异性。《比较行政体制》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经济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要立足于我国国情,走自己的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紧紧围绕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推进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同时,我们也要认真研究行政体制改革的科学理念和方法,以开放的心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优秀成果。《比较行政体制》一书中的很多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以及对行政体制的规律性认识和逻辑性判断,对我们正在推进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较强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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