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8.02.15


[摘　要] 社会影响力投资不仅是一种新兴的资产类别，更是公共治理的新工具。与社会问题解决的“大政府”、“市场化”和“社会化”工具相比较，这种全新的治理工具在环境特征、理论基础、问题特征、组织特征、问题解决手段、价值目标、规范理念等方面超越了传统治理工具，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工具遭遇的理念困顿、资金瓶颈、激励乏力和绩效不彰等难题。公共治理的协同理念、资金运作的伙伴模式、可量化的影响力测量和灵活自主的管理创新是该新工具的四大核心特征，这些特征将成为推进公共治理体系创新的重要力量。



　一、引言

社会影响力投资(social impact investment)又译为社会价值投资、影响力投资等，这里的社会影响指的与社会问题解决和社会目标实现相联系的投资产出和成效。“影响力投资”最先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于2007年提出。2010年，摩根大通(J.P. Morgan)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在一篇名为《影响力投资:一种新兴的投资类别》(Impact investments：An emerging asset class)合作研究报告中首次将影响力投资界定为一种区别于传统投资方式的新兴资产类别。较于传统投资，它使用市场方式将社会目标和经济回报有机结合，强调社会影响的精确测量和投资回报可持续，动员多元主体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影响力投资自提出之日起就吸引了政府、投资界和公益界的广泛关注和推动，在国内外得到了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结合多元力量共同应对人类挑战的全新解决方案。

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兴起是由人们面临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传统方案效能低下这一矛盾决定的。21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种族歧视、经济疲软、环境污染、生态破环、资源短缺、贫困、健康等公共社会问题日渐成为各国发展的阻碍，要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据二十国集团(G20)成立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估计，到2030年世界范围内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将存在10至20万亿美元的投资缺口，每年在基础设施领域内的投资需求约为2万亿美元，其中半数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巨大的资金缺口和严重社会问题之间的矛盾将对全球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在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提供等投融资领域，政府、市场、第三部门三种传统方案各有其效率边界，“三重失灵”现象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他们共同面临着理念困顿、资金瓶颈、激励乏力和绩效不彰等难题。[1]作为对传统解决方案的超越，一种全新的经济投资形式和协同治理机制——“社会影响力投资”应运而生，成为新时期公共治理的新工具。

在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关于公共治理工具的研究一般集中在政府治理工具和政策工具的学术领域。比如胡德(C·Hood)认为政策工具是政府在执行其政策目标时所运用的混合技术。[2]欧文·休斯(Owen E. Hughes)指出政府治理工具是政府的行为方式以及通过某种途径用以调节政府行为的机制。[3]莱斯特·萨拉蒙(Lester·M·Salamon)将政府治理工具界定为公共行动工具，通过它集体行动得以建构，公共问题得以解决。[4]这些对政府治理工具和政策工具的界定，为公共治理工具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基于此本文将“公共治理工具”定义为多元社会主体为了解决特定环境下的公共问题，实现特定的价值目标，在规范理念、组织特征(公共利益、权力、决策、协调、组织、绩效标准体制)和问题解决手段等方面形成的一整套系统化的混合手段。

本文尝试用公共治理工具的分析框架，在梳理社会影响力投资实践的基础上，论证社会影响力投资作为公共治理的新工具与传统工具的区别，并总结其作为公共治理新工具的核心特质。

　　二、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兴起和实践

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实践可追溯到自古就有的“良善资本”。20世纪70年代末，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开始在孟加拉开展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意为“乡村银行”)项目，该项目提供“微额贷款”服务，专门提供给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2006年，为表彰他“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尤努斯和他创立的格莱珉银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0年9月，英国社会筹资组织推出了世界上首个名为“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的社会影响力投资项目。①该社会影响力债券试用期为七年，由17个基金会和慈善信托基金共投入了500万英镑作为初始资金，旨在为3000名男性囚犯提供全面的私人支持，帮助其远离监狱。2013年，纽约市发行全美第一支社会影响力债券，随后，纽约州、美国社会融资公司(Social Finance US)和美国美林银行发行了可通过主流的财富管理平台发放给投资者的第一支全球社会影响力债券。

各国政府作为社会影响力投资生态中的引领者和指导者，对于推动其上升为一种有效的公共治理新工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资金支持、政策引导、制度建设为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健康成长营造了良好的条件。譬如，2010-2012年日本政府出台的“新公共性”政策，由政府出资2.1亿美元支持社会创新，其中8600万美元用于支持800家创业型社会企业，包括提供种子基金和支持能力建设。2014年，英国关于社会企业的立法以及法国颁布的《社会与团结法案》对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参与主体给予了法律上的承认和规范，为其发展扫除了政策障碍。美国政府出台的《联邦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CRA)、《新市场税收政策》(New Market Tax)为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发展提供了金融、财税等相关配套措施。[5]2013年，英国担任G8(Group of Eight)集团轮值主席国，时任英国首相的戴维·卡梅伦推动成立了“社会影响力投资工作组”(SIITF)，并使得社会影响力投资成为G8首脑会议议程的优先议题。意大利、法国等各成员国也分别设立了国别顾问委员会并撰写了国别研究报告。此外，诸如世界经济论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性组织近年来也陆续发布了与社会影响力投资相关的专题报告。

社会影响力投资作为一种有效的问题解决机制在国外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在中国起步较晚，投资规模还不成体系，投资生态还未完全形成。实践上，虽然严格定义的社会创新型企业还不多，但中国政府在社会影响力投资领域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初步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资金方面，政府通过向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和部分公益性企业投入财政资金，由它们担任资金中介，进行资金使用和社会产品、服务的提供。比如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以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债转股的形式，向国家开发银行曲线注资480亿美元。国开行将这些资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等新型城镇化开发性工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地方农村信用社等政策性机构和大型国有银行、城镇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农村贫困地区、小微企业的信贷倾斜从资产类别上说也应该归属于社会影响力投资。此外，一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也具有社会影响力投资属性，在该模式下，政府鼓励私人资本、民营资本参与合作，协同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产品和服务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基建、环保等纯公共或准公共领域，资金需求庞大且与社会民众关系紧密。2016年12月23日，中国首单社会影响力债券——山东省沂南县扶贫社会效应债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该债券采取非公开定向发行方式，募集金额为5亿元，期限10年，专项用于沂南县扶贫特色产业项目、扶贫就业点、扶贫光伏电站、扶贫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等“六个一”扶贫工程，预计惠及人口将覆盖当地125个贫困村的2.2万群众。

除了政府、高净值个人等传统社会影响力投资者，近几年国内专项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设立也有加速的倾向，诸如“创思”、“LGT 公益创投”、富平学校、世界资源研究所、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等投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如深圳市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CSRDC))也适时而生，多元主体的不断涌现使得整个社会影响力投资链条更加完善，可以说，社会影响力投资正在成为一项公共治理的全球化运动。

　　三、社会影响力投资与传统政府工具的比较分析

历史上，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相继发展出了“大政府”、“市场化”、“社会化”等公共治理的传统工具。社会影响力投资已经在问题特征、价值目标、规范理念、组织特征和问题解决手段等方面形成了崭新的运转机制，成为新时期改善公共治理、提高治理绩效的新工具。

(一)大政府时代的治理工具

1929—1933年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社会自我规范的“神话”，“积极国家”的治理观占据上风。[6]西方各国在凯恩斯主义思想指引下，政府经济职能空前拓展，社会职能大幅增加，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体系。国家干预“有形的手”触及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大政府”时代。这一时代，政府主导公共资源配置，官僚机构通过不断扩大政府预算支出来达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其组织形式是严格的自上而下、层级制的科层等级制度。该治理模式以稳定性、严密性和可靠性曾为工业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支撑。但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官僚组织的增长已经迈过了它的效率临界点，官样文章、照章办事、官僚利益、机构膨胀、回应性差、僵化保守、竞争不足、贪污腐败成为官僚治理的负面标签，有效公共服务提供与“大政府”治理工具的矛盾日益凸显。

(二)市场化工具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为了应对“滞涨”引发的经济危机、信任危机和管理危机，以英国和美国为先导，掀起一场以“市场化”和“放松规制”为基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这场运动以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理论取代了凯恩斯主义，通过民营化、减税、放松规制等措施激活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将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和市场机制引入政府治理中，形成了市场化的治理模式和治理工具集合。政府卸载、管理主义、分权化、契约化、去官僚化、私有化、社会化成为市场化治理工具的典型特征。尽管“市场化”的治理在减小政府规模、激活市场、创新服务供给方法，以更低的费用、更高的效率实现公共目标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倡导的私有化、过度竞争模糊了公私部门的责任界限，阻碍了政府与民众的沟通，背离了自由、公正、民主、法治等社会价值观，导致了政府难以处理机构复杂的“棘手问题”的“碎片化”局面。

(三)社会化工具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区组织、志愿团体、慈善机构等不断壮大，“第三部门”日渐成为社会问题解决的新载体。以“社会化”为核心的治理理论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该理论倡导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之外寻找到一条社会问题解决的“社会化”路径，趋向于构建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的架构，以社会组织网络的协调自律和慈善公益等手段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然而由于第三部门的性质及非营利性的定位，其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自治性弱、资金筹措能力不足、运营效率不高、可持续性不足等难题。

20世纪来，公共治理历经“大政府”、“市场化”和“社会化”三个阶段的演变更迭，它们各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无法克服自身的弱点。社会影响力投资的适时而生，建立了一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伙伴关系，通过优势互补和劣势互弃，达到了协同增效。它不仅是一种投资工具，也是一种治理工具，更是公共治理形式的创新。它在环境特征、理论基础、问题特征、组织特征、问题解决手段、价值目标、规范理念等方面与传统治理工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表1所示。



首先，环境特征和理论基础。社会公共问题形成的环境以及应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理念是治理工具生成的基础。社会影响力投资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诞生于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时代，日益复杂和广泛的社会问题是其诞生的直接诉求，协同治理则是其核心理念。这与大政府、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治理工具形成了对比。

其次，组织特征。社会影响力投资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过程中，以社会利益为导向、兼顾经济效益，实现了义利并举;在权力运行上强调多元协同;在决策上主张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商与共识;在协调方式上强调战略合作和社会共建;在组织上强调多元主体的优势互补;在绩效标准上强调社会价值的可测量和经济回报的可持续。这些组织特征与其他三类治理工具形成了对比。

然后，工具的限度。社会影响力投资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其常见形式之一是社会影响力债券，债券交易结构中涉及的社会企业、评估机构在中国都属于新生事物，影响其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主要是支持性政策较少、法律和制度环境不完善。社会影响力投资高度依赖社会制度的支撑，只有在良好的制度框架下，才可能确保多元主体追求合理经济回报的同时不忘初心，致力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

最后，解决手段。社会影响力投资解决问题的手段既不是行政化、市场化，也不是单纯的公益慈善，而是用投资的量化回报思维，将财政资金、社会捐赠、社会成效、运营服务串联起来，形成多元共治、多方合作、持续激励、运转高效的社会问题解决机制。

从总的特征来看，大政府时代的治理工具奉行国家主义，强调全面干预和官僚制手段。市场化的治理工具强调将市场机制融入公共管理。社会化的治理机制强调第三部门在社会组织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社会影响力投资则是一种全新融资机制和多元治理机制。

从上述各个方面的区别出发，以下进一步阐明社会影响力投资作为公共治理新工具的核心特质。

　　四、作为公共治理新工具的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核心特质

社会影响力投资作为新时期公共治理的新工具，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质：即公共治理的协同理念、资金运作的伙伴模式、可量化的影响力测量和灵活自主的管理创新。其中可量化的影响力测量是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核心，这一特质成为社会影响力投资区别于其他投资的根本判断标准，是在传统投资风险和收益以外，加入的第三个维度。[7]

(一)公共治理的协同理念

协同现象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公共治理的协同理念是协同学诞生和政府治理工具转化的共同结果。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整个系统将形成一种整体效应或者一种新型结构。在系统这个层次上，这种整体效应具有某种全新的性质，而这种性质可能在微观层面不具有。[8]社会影响力投资在目标和手段两个层面都体现了公共治理的协同理念。

第一，目标的协同。“影响力投资的根本特点是，获得金融收益的目标是在设定影响力目标和估测成果的前提下明确提出的。若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是主要商业活动的副产品，则此项投资不属于影响力投资，虽然这样的投资可能被称作‘有影响力的投资’。”[9]社会影响力投资关注高净值个人或政府等组织对以市场化方式提供具有社会价值属性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者的投资。这种社会价值既包括个人或组织创造的利于人类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蕴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改善人居环境、扶贫济困、资源合理有效利用的良性理念和价值观，并以社会奉献、社会责任作为衡量个人和企业发展的终极指标。这种于实践和理念层次上的创新糅合打破过往追求单一经济利益忽视环境保护、社会效益的投资模式，提供了传统投资与公益慈善外的第三种可能。换言之，社会问题解决和社会目标实现可以看做是影响力投资的“序参量”，这一序参量引导着商业活动和经济回报等参量的协同。

第二，参与主体的协同。社会影响力投资以社会问题的解决为宗旨，以兼顾社会目标和经济回报的影响力投资为纽带，将政府、投资机构、投资中介机构、商业机构、非营利机构和社会公众纳入了社会问题解决和影响力的连续统一体，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协同的新模式。在影响力的连续体中，影响力投资者包括慈善业和可持续性投资，投资对象则涵盖包括追求社会责任的可持续性企业、影响力驱动型组织(影响力驱动型企业和社会部门企业)、补助型企业。影响力驱动型企业是那些没有任何资产锁定的企业，社会部门企业则是那些资产锁定的企业。多主体参与的协同打破了传统“三大部门”之间的界限，以影响力连续统一体为红线，从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以高效、规模化的投资模式引导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力量广泛参与社会共建，凝聚社会共识，分担单一投资者风险，较好地矫正了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失灵问题。

社会影响力投资在植根协同理论的基础上，对科学定位政府职能、培育完善市场机制、实现社会自治和社会团结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二)资金运作的伙伴模式

从投资生态链考量，社会影响力投资发生于投资者与被投资者双方，但从投资者注入资金、需求者使用资金、获取经济回报中间需要系列转化和资金运作过程。这种转化过程依赖于特定的环境和制度，借助一定的工具和手段，产生了类型众多的主体。依据资金运作顺序，我们将这些参与主体界定为资金提供者、中介机构、资金使用者、社会价值购买者。

首先，政府部门、投资孵化机构、基金会、高净值个人、社会责任型企业等资金提供方以自有资产或营收投入资金。比如：阿诺德基金会(Arnold)、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嘉利堡基金会(FondazioneCariplo)、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美国美林银行(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等机构都已经成为了社会影响力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

其次，社会银行、股权投资基金、社会导向的私募基金、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中介方将从外部募集的股权资金和债权投入社会影响力投资链。当募集所得进入资金流通体系，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经营性民非企业、社区服务机构等将作为资金使用者和生产者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服务以创造社会价值。

最后，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受益人、政府机构、部分社会组织作为需求者对社会价值进行购买支付，获得经济回报。

除此之外，部分网络促进机构、科研院所、咨询机构等为资本提供方和中介服务机构的社会影响力投资活动提供咨询、评估和审计的组织和个人在社会影响力投资资金运作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分布于供给侧、中介方、需求侧的各类机构形成的多伙伴治理关系，构建了资金流通、资本运作更为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

(三)量化和透明的影响力测量

“21世纪的投资新模式基于三个维度：风险，回报和影响力，其中影响力的实现必须有对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可靠评估。”“影响力投资的根本特点是，获得金融收益的目标是在设定影响力目标和估测成果的前提下明确提出的。”[10]量化和透明的影响力测量使得社会影响力投资在本质上区分于捐赠或非营利的公益慈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测量就没有社会影响力投资。

社会影响力的量化测量意味着对那些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产品和服务的绩效(即目标关联性、成本、产出、结果和影响)进行量化和估值，并发布绩效信息。政府可以据此建立购买服务的标准体系和价格体系，实现绩效监管，完成投资决策。投资者可以据此确定合理的投资回报率，为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决策的信息基础，确定收益基准。服务提供商可以在实现了绩效目标的前提下，通过技术革新、管理创新等手段，将企业家精神引入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提供中来，既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服务质量，促进了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影响力测量和报告制度奠定了协同治理的基础，为效率、责任、公开、可问责等善治理念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撑。

(四)灵活自主的管理创新

从公共治理工具的角度来考量，协同治理、伙伴关系集中体现了社会影响力投资这种治理工具的理论特征和组织特征;量化影响力及其配套的管理创新则集中体现了社会影响力投资在“问题解决手段”方面的特征。社会影响力投资将社会影响力和成本透明化、公开化，追求可测量社会价值和可持续经济回报。这激励了政府、投资者、投资中介和服务提供商寻求灵活自主的管理创新。对于政府而言，通过建立社会影响力成本和绩效数据库，有助于政府提升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的准确性和经济性;对于投资者和投资中介机构而言，影响力的测量为投资决策提供了科学基础;服务供应商而言(企业、社会企业、社会组织等)实际上形成了这些组织决策的预算硬约束，可以有效地激励社会价值提供商将企业家精神引入管理活动中，从而为社会价值的提供商进行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以下几点集中体现了社会影响力投资在管理层面的创新。

第一，建立影响力投资平台为客户提供一系列的投资工具。建立影响力投资平台是促进投资者开展影响力投资的重要基础设施。比如摩根士丹利创建了“影响力投资平台”，为客户提供一系列的投资工具。常见的影响力投资工具包括社会影响力债券、发展型影响力债券(DIBs)、DIB成果基金(DIB Outcome Fund)、证券化(securitization)、社会投资与购买(social investing &purchasing)、公平投资(equity investments)、保险(insurance)、奖励，众包(prizes crowd-sourcing)等。实践中，诸如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美国美林银行(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贝莱德集团(BlackRock)、意大利的BancaProssima， BancaEtica和Extrabanca三大银行、欧洲的Triodos银行、瑞士联合银行(UBS)都已经开始开发了影响力投资工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影响力金融。[11]

第二，在影响力测量的基础上建构服务成本数据库。完整的结果链包括资源、投入、产出(output)、成果(outcome)和影响(impact)。影响力是结果链的终端，影响力测量在对结果链的终端进行测量的基础上，完整地呈现整个结果链的信息。其中成本测量是影响力测量的关键内容之一。在影响力测量的基础上建构服务成本数据库，并将这些数据公开，具有重要的治理意义。比如英国内阁办公厅网站就公布开了其优先解决的六百多个社会问题的单位成本数据库。该数据包含了政府部门有关犯罪、教育和技能培训、就业、医疗、住房、社会服务等社会问题解决的单位成本。[12]该数据库成为政府、投资者和服务提供商的共享平台，为政府预算、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估、投资决策、服务提供等活动提供了客观依据，深化了公共服务需求显示、购买、评估、付费、监管等环节的分工，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运作效率。

第三，绩效给付。影响力的测量和服务成本数据库的建立奠定了绩效给付(Pay for Success)的基础。传统上，政府购买服务一般采用“按服务收费”的方式，服务和商品是按商谈好的价格支付。绩效给付是一种为结果付费的合约，政府根据社会服务达成的社会成果或者具有规模化成本效益的预防性社会服务支付酬劳。社会影响力债券、预支市场承诺、社会创新金融信托基金是政府绩效给付的常见形式。社会影响力债券的给付机制是：投资者为超出目前政府基金额度的预防性项目或早期干预服务提供预付资金。如果项目实现预期绩效目标并节省了政府的资金，政府就使用节省下来的资金带息支付给投资者。如果项目失败了，政府无需支付投资者任何资金。“预支市场承诺”通过政府保证购买公司研发的新产品，鼓励公司投资来进行创新。社会创新金融信托基金(Social Innovation Financing Trust)则可以保证投资者能在产出符合预期成果时得到应得的报酬——即使州的优先问题有了变化。[13]

　　五、结语

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中国方兴未艾，其价值取向和理念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倡导的“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价值观高度契合，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当代中国提倡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深刻共鸣。社会影响力投资不仅仅是一种新兴的资产类别，更是公共治理的新工具。公共治理的协同理念、资金运作的伙伴模式、可量化的影响力测量和灵活自主的管理创新是该治理工具的四大核心特征，这些特征将成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的重要力量。

目前，社会影响力投资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在中国还是刚刚萌芽的新生事物，急需政府的支持引导和各主体的支撑。如果缺乏治理层面的宏观指导和对市场理性的认知和评估，社会影响力投资或许会陷入资本“堰塞湖”困境。社会影响力投资是一个协同性的系统工程，除了善心，更需要信心和耐心。我国政府不断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数十年慈善事业的长足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各类投资机构实力的日臻雄厚，为社会影响力投资在我国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加快制度创新，形成社会影响力投资的生态系统;在政府购买服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引导基金等项目中开展社会影响力投资试点，加大培育支持力度，将会提高社会问题解决的效率和可持续性，推动公共治理变革。

[参考文献]

[1] 许继芳，周义程.公共服务供给三重失灵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2] Hood C.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Chatham House Pub， 1986.p.1.

[3] Hughes O E. New Public Management.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Macmillan Education UK， 1998:pp.234-240.

[4] Salamon L M.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A Guide to the New Govern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p.1-48.

[5] 陈京.《中国社会价值投资报告》在京发布[J]. 中国社会组织，2016(19).

[6] 郭凤英，邢永富.个人自由、国家共同善与教育公益性——解析格林的积极国家教育职能观[J].当代教育科学，2014(18).

[7] [9][10][11][12]社会影响力投资特别工作组.G8社会影响力投资报告第一部分总报告：看不见的市场之心[R].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翻译.北京论坛发布.2016.38，34，31，28-29，26.

[8] 曹堂哲.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研究的协同学途径——理论合理性和多学科基础[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09(1).

[13] Sonal Shah. Social Finance: A Primer.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2013.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的北京市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执行能力研究”(编号：16GLB033);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优质课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阶段成果

作者：曹堂哲，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陈语，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生，北京 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