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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的互动
公共管理
孔祥利
发布时间:2012-6-13  发布人:本站  源自:
    

  *文中的个案属于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案例库经典案例项目“‘央视大火’的应急处置过程”的一部分。课题在北京市委党校董武教授的指导下进行,黄伯平和笔者参与了调查。对此,一并致谢。

  [摘要]整体政府理论涉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合作与沟通,也涉及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协调与整合,旨在克服当前政府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碎片化”制度结构和部门自我中心主义,提升政府处理综合性问题的能力。本文以整体政府理论为分析工具,深入分析“央视大火”应急处置中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的互动过程,考察不同层级政府间合作的利益协同机制、资源共享机制、责任分担机制、信息沟通机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合作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整体政府;应急管理;地方政府;中央驻地机构
  [中图分类号]D035.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12)06-0076-06

  一、研究问题与分析框架的确立
  条块关系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基本的结构性关系。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是作为垂直管理的“条条”与作为属地管理的“块块”之间关系和矛盾的集中体现。以往研究多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基于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在土地、基础设施保障、人脉资源等方面所形成的利益关系,认为垂直管理部门不可能完全摆脱地方干扰,而地方政府也会主动影响垂直管理部门,进而导致二者合谋,以及垂直管理部门执法、监管乏力等问题[1];另一方面,基于日渐激烈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及由此导致的地方自主性扩张[2],致使中央政策经常受到“中间梗阻”、区域横向交流与合作不足等问题的困扰,由此强化了垂直管理的上级部门如何监督、控制、激励和约束当地政府的改革需求。[3]
  上述研究反映了中国条块关系的复杂面相,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而言,却忽略了另外一个监管难题。各垂直管理部门作为一个集事权、财权和人事权于一身的机关单位,在体制上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独立于地方政府。特别是一些驻地中央机构,它们的行政级别、所掌握的行政资源往往要高于或强于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基于传统自上而下的“等级式”管理模式,地方政府很难与之进行直接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但是,在事关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某些问题上,例如公共安全、税收征管等,又离不开这些机构的积极参与和协作。因而,如何加强对驻地中央机构的管理与合作,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在现行体制框架内面临的又一现实难题。其中,至少又内含两个问题:一是驻地中央机构将在何种情况下(或在多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相互支持、开展合作;二是具体该如何构建它们的合作机制。
  整体政府(holistic governance)理论是风险社会中政府治理新模式的重要内容,既涉及政府部门间的横向合作与沟通,也涉及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协调与整合,旨在克服当前政府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碎片化”制度结构和部门自我中心主义,增强政府组织体系整体运作的整合性与协调性,进而提升政府处理综合性问题的能力。英国学者Perri 6针对新公共管理所引发的“碎片化”制度结构及其功能障碍问题,从目标和手段两方面区分了政府管理的五种形态,即侠士政府、碎片化政府、渐进式政府、协同政府和整体政府。其中,整体政府是不同部门在目标和手段上都能得以相互增强(mutually reinforcing)的治理形态,包括治理层级、功能和公私部门三个层面的整合。[4] Tom Ling分析了整体政府运作的四个维度,即组织内部合作,涉及组织文化和价值观、信息管理和培训;组织外部联合,包括共有领导和预算、融合性结构以及联合的团队;服务提供,涉及共同顾客需求和关注焦点、提供“一站式服务”;“自上而下”以及对上的责任承担,包括共有的产出目标、绩效评价和规章制度等。[5]Christoppher Pollit提出,消除相互破坏和腐蚀的政策情境、更好地使用稀缺资源、促进特定政策领域和网络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团结协作,以及为公民提供无缝隙的服务是整体政府的本质特征,也是当前政府改革的方向。[6]整体政府理论为观察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这种特殊的政府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本文将以整体政府理论为分析工具,深入分析“央视大火”应急处置中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的互动方式,考察不同层级政府间合作的利益协同机制、资源共享机制、责任分担机制、信息沟通机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合作困境,并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今后应对相关问题提供借鉴。其中,“央视大火”是指发生在2009年2月9日,北京市朝阳区中央电视台新址附属文化中心大楼工地的火灾。此场火灾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1.63亿元,是建国后除森林大火以外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一次火灾。在火灾的应急处置过程中,就政府层级而言,涉及从街道办事处到国务院所有的政府层级;就职能部门而言,涉及公安、安监、消防、宣传等多个工作部门。相关实证资料主要来源于公开发表的文字资料,辅之以笔者对北京市应急办、朝阳区安监局、呼家楼办事处等单位的访谈。
  二、“央视大火”:引燃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之间的互动难题
  “央视大火”发生后,旋即引起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与反思。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由于建设单位违反规定组织大型礼花焰火燃放活动,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材料,监理单位监理不力,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不力导致的责任事故”[7];北京市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汲取火灾的惨痛教训,协调和摆正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解决“管不了、发现不了、有灾救不了”的薄弱环节;学术界则从防灾技术和管理的不同层面思考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问题,例如烟花爆竹燃放的风险评估和安全监管、高层建筑的消防设备配置,以及火灾现场指挥与决策体制的科学规范与否等。[8]他们多将矛头直指我国城市防灾监管体系的缺失,尤其是属地管理缺位所引发的管理和制度“真空”问题。
  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消防法》等法律法规,我国在火灾防范和处置过程中遵循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这意味着,北京市作为属地管理单位,对行政区域内的火灾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负责;作为驻地中央机构,中央电视台既要落实单位内部的安全责任和措施,加强风险控制,强化动态管理,也要依法接受北京市及区街政府的安全监管和执法检查,无缝隙地链入该地区的监管范畴,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但事故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在风险预防与应急准备阶段、还是在监测预警抑或随后的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央视与北京市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受部门利益、条块关系及其它制度因素的影响,他们的管理目标和手段并不完全兼容,以致于在协调、整合和责任分担方面经常出现某些结构性障碍,进而影响城市应急管理整体功能的发挥。
  (一)风险预防与应急准备阶段的互动
  春节期间,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是各级政府部门加强综合治理、促进安全生产的重点。自2008年11月始,北京市召开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动员部署会,先后印发了《北京市2009年度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意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宣传工作方案》、《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督察工作方案》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执法检查工作方案》。紧随其后,中央电视台办公室保卫处发布了《关于春节期间禁放烟花爆竹的通知》:“根据北京市政府规定,我台属八种禁放烟花爆竹场所之一,春节期间,台院内、台后宿舍区及台周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而早先的《北京城建中央电视台新台址B标段消防保卫管理方案》明文规定,持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报总包单位安全部,经消防保卫负责人同意、登记备案后方可按要求放在指定地点;动用火必须经保卫部门和消防工作人员审批。应该说,在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问题上,中央电视台与北京市的管理目标一致。若仅就政策文本进行解读,央视转发北京市相关政策文件,实际上也表明其认同和接受地方政府在预防和减少火灾风险中的主导地位。
  另外,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在风险预防与应急准备阶段,(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需要对行政区域内容易引发各类突发事件的危险源和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和风险评估,定期检查、监控。央视新台址尚处施工阶段,属于火灾隐患的重点区域。为此,2009年春节前夕,北京市公安机关三次前往央视新址工地,告知不能燃放烟花。朝阳区安监局、呼家楼办事处及社区工作人员多次试图进入央视新址工地,发放宣传材料,宣传安全生产。可以看出,围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这一目标,中央电视台与地方政府展开过互动。北京市及其区街政府履行了应急管理属地化中的某些职责,例如加强公共安全知识的宣传、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等。央视对此采取了选择性响应与执行的策略——对于北京市公安部门,基本是全力配合;对于朝阳区某些职能部门及下属机构,则常以所涉部门性质特殊、保密工作的要求等为由加以婉拒,采取的是回避和不接触的政策。
  值得思考的是,根据应急管理属地化原则,县(区)级以上政府都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那么,央视为何采取不同的执行策略?根据访谈资料,原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行政级别和行政资源的限制。央视属副部级事业单位,基于组织等级结构的影响,在处理区域性公共事务时,他们总希望能与北京市对等的机构进行沟通。朝阳区相关职能部门作为处级(或以下)单位,权力和资源的“位差”必然会拉开两者的距离。另外,央视选择与北京市公安部门进行沟通,也与后者所握有的政策和法律资源有关。例如,我国《消防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二是多头执法的困扰。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涉及公安、安监、街道等多个政府部门,但这些机构互不隶属、各自为政。这就容易导致“重复执法”的困境,正如个案中所言之“多次试图进入央视新址工地”。此种状况在加重执法对象负担的同时,也易引起他们的反感和抵触。
  依据惯例,央视新台址办最终作出了元宵节焰火燃放的决定。他们采纳了A类烟花燃放方案,地点选在央视新址AB座楼之间,这与央视早前下发的《关于春节期间禁放烟花爆竹的通知》及北京市相关政策明显背离;同时亦未曾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向辖区公安机关报批。方案确定后,烟花很快被运到燃放场地。就此而言,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政策宣传和风险预防工作并不成功。
  (二)监测与预警阶段的互动
  2009年2月9日时值传统元宵节,20时整央视新台址烟花燃放活动举行。绚烂的焰火吸引了周边数以万计的群众驻足观看,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为了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一度驱车进入燃放现场,要求停止燃放,但未能成功阻止。后来央视给出的理由是:对方是交警,群众因观看烟花引起交通堵塞,非央视缘故;烟火燃放由专业烟花公司操作,采取联动控制模式,主观上认定其不能停。
  央视新台址地处CBD核心地带,属元宵节火灾的重点监控区域,公安、安监等职能部门不间断地到此巡查。呼家楼街道的片区民警发现新台址有人违规燃放烟花后,迅速赶到现场。门口保安却以放假、内部无人为由,拒绝入内。后经请示,方得以进入现场,找到现场负责人,要求停止燃放烟花。但对方表示,燃放烟花是央视内部的庆祝活动,且有专人看护,不会出现问题。话音刚落,礼花弹爆炸后的大量高温星体已坠入北配楼主体建筑顶部擦窗机检修孔内,引燃建筑物的易燃材料。
  政府部门间目标和手段的兼容程度,是整体政府区别于其他政府管理形态的基本特征。在监测与预警阶段,防范和化解因烟花燃放引发的各类风险是央视和北京市政府的共同目标。但双方的具体目标已出现分歧:北京市政府重在维护城市的整体公共安全,例如交通管理部门的交通秩序、安监部门的火灾防范、公安部门的公共秩序维护等;而央视的重点在于顺利完成庆祝活动。“彼此之间的目标一致是建立联系、合作和共享资源的前提”。基于管理目标的不尽一致,央视拒绝地方政府的监管请求亦在情理之中。
  管理体制和手段的抵牾进一步增加了地方政府对驻地中央机构的监管难度。面对层出不穷的突发性事件,我国各行政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应急管理体系。例如,央视保卫处就肩负着中央电视台内部的治安、消防和警卫管理,甚至是交通管理职责。但是,作为垂直管理单位内部的组织机构,它们与地方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之间缺乏应急流程上的制度化协同。这容易导致两方面的困境:一是使驻地中央机构形成“凭借自身力量解决问题”的刻板效应,最后可能因专业化、认知能力不足等而丧失化解危机的最佳时机。例如,燃放之初,央视一再地强调聘请的是专业烟花公司,强调“现场有人看护,不会出现问题”,以此拒绝地方政府的监管;二是由于两者分属不同的治理体系,地方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即便监测到风险,但基于“科层制的交流体系”[9],也缺乏足够的渠道和手段制止中央机构的违规行为。
  (三)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的互动
  危机事件是“推动决策者团结合作的重要动力”。[10]20时50分,北京市应急管理部门接到火情报告后,立即报市领导并通知相关部门,同时向国务院总值班室报告。火灾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责成专人关注火情,周永康同志要求“全力组织灭火,并迅速查明起火原因”。高层的介入直接影响整个应急管理进程,他们凭借“制度授权和自身的影响力”,开始打通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之间的沟通渠道。
  22时许,中宣部、公安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市主要领导赶赴火灾现场指挥扑救工作,主持召开现场会。会议要求确保安全处置,严格管理事故现场;注意城市交通秩序,及时恢复交通运行;做好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和舆论引导工作;认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严格查处事故责任人;做好应急善后工作,把事故影响降到最低。至此,央视与地方政府就火灾救援目标达成共识。由不同政府部门参与的现场会议召开,标志着火灾应急处置过程中多方会商与全面协调机制的形成。
  管理目标既定,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间也建立了一种协调联动机制。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调派消防官兵赶赴现场,参与施救;紧急联系999和120,开辟灭火救援绿色通道,将事故周边区域划为封闭区,设立警戒线。交通管理部门通过电台、短信等方式提示人员和车辆绕行,确保消防、急救抢险等车辆通行。安监部门迅速进入现场,开展事故调查工作。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紧急疏散附近民众,防止倒塌等二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在相关部门的周密部署和积极配合下,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顺利展开。次日凌晨2时,大火被扑灭。
  三、“碎片化”: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互动难的根源探究
  表1集中反映了在“央视大火”应急处置的不同阶段,地方政府与央视之间互动的难点和重点。其中,互动“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与应急处置一体化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我国应急管理体制尚未摆脱“单一灾种、单一部门、政府单一主体”的管理困境。政府应急职能没有超越“单一层级或单一部门”的管理权限,多数垂直管理部门的应急体系仍抽列于地方政府之外。此种条块分割的管理现状容易割裂应急处置的整体性,增加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合作的难度。第二,应急管理体制分散化带来的弊病。目前,我国应急管理体制仍采取“分级管理、分类负责”的原则。相关职能分散在公安、消防、安监、民防等各委办局,不同层级的政府则依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等在应急管理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其中职能部门的不同层级间采取单线的信息沟通。分散化的管理体制在保证应急职能专业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强化了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各部门都在奋力争取新的应急资源,组建和扩充自己的管理力量,但忽视了彼此间的协同整合;更为重要的是,它容易导致管理职责不明、多头管理的困境,最终影响管理秩序达成和应急的整体效果。第三,信息沟通与信息不对称问题。从“央视大火”的处置过程来看,由于缺乏统一的信息平台和沟通渠道,应急过程中信息传递时常出现“梗阻”。例如,参与救援的消防员回忆说,进入火灾现场后,一度“无法获知楼内水源的准确位置”。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既反映在央视与北京市政府之间,也反映在北京市不同层级政府和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甚至存在于以央视、北京市政府为代表的行政机关与公众之间。
                                    表1  “央视大火”应急处置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央视的互动情况

应急处置阶段

特点

预防与应急准备阶段

1)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的应急管理目标一致;

2)央视接受相关政策文本的约束;

3)政策执行过程中,受沟通渠道不畅等因素的影响,两者的协同和配合出现了一定的障碍。

监测与预警阶段

1)应急管理目标一致,但其他目标出现冲突;

2)对风险及其“凭借自身力量解决问题”的主观认识,使央视不太认同地方政府的执法和监管行为;

3)地方政府缺乏权限和资源中止驻地中央机构的违规行为;

4)应急管理中各自为政的现象凸显。

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

1)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的应急管理目标高度一致;

2)中央高层介入;

3)双方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进行面对面交流;

4)沟通渠道逐步畅通,开始密切合作。


  基于地方政府与央视之间互动的难点和重点,可以发现行政“碎片化”(fragmentation)难题已然出现。所谓行政“碎片化”,是指政府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在业务执行和公共事务处理中存在分割的状况,并且政府部门在目标实现方面缺乏共识,导致势力范围的争夺和利益的冲突。[11]首先是管理目标的不尽统一。如前所述,央视和北京市政府的总体目标保持一致,即保证烟花的安全燃放。但就具体目标而言,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歧:前者想通过“烟花燃放热闹一下”,提升组织士气;后者是杜绝一切火灾隐患,绝对保证区域内的公共安全和秩序。其次,两者的实施手段也不尽兼容。具体体现在:变形的监督管理,例如地方政府尽管依法对区域内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负责,但在强势的驻地中央机构面前,却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分割式协调,既表现为央视与北京市政府之间在风险防范和管理时的“各自为政”,也表现为公安、消防、安监、交通、民防等专业性应急机构的职责交叉和管理脱节;沟通不畅,主要是受行政级别、权属关系的限制,地方政府难以与驻地中央机构形成直接的沟通和对话;协同难度大,导致应急管理能力整体不足。
  “碎片化”带来了组织机构之间的协调困难,影响应急管理的整体效果。Perri 6曾将其归结为八个方面,即转嫁问题、互相冲突的项目、重复而导致浪费、互相冲突的目标、缺乏沟通、在对需要作出反应时各自为政、公众不知道如何获致恰当的服务,以及服务提供或干预中的遗漏或差距。[12]这些在“央视大火”的应急处置中时有出现。至于行政“碎片化”难题的根源,学者们倾向于从两个方面展开探讨:一是治理战略的影响。具体包括专业分工、鼓励组织或个人去实现自己的绩效目标、对正直和诚实负责、顾客导向等。斯蒂芬·戈德史密斯(Stenphen Goldsmith)就曾指出,政府协同的巨大障碍在于政府的组织、管理和人事制度是为等级制政府而设计的[13];二是治理主体的自利性使然。包括专业垄断、政府部门试图获取更大的控制权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官僚制组织“机构功能的独立性”。
  但是,目标一致且资源具有互换性是双方合作的前提。西方学者在强调官僚制组织机构功能独立性的同时,实际上也肯定双方合作的可能。因为在基本的合作关系已确立的情况下,明确的职责、对等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良好的沟通渠道和完善的法制法规亦是双方展开良性互动的关键。从“央视大火”的应急处置过程来看,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之间的这些合作基础却一再地受到条块结构、部门本位主义等体制性因素的挑战。
  1.复杂条块关系的影响。央视与地方政府是一种跨层级、跨部门的特殊条块关系,条块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两者合作的难度。首先,两者在行政体制上互不隶属,资源互换性相对较低。目前,中国的资源分配主要是依据行政隶属关系,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缺乏一种紧密而强有力的联系,致使二者合作往往让位于各自的部门利益和职能目标。例如,部分驻地中央机构可能以服务于部门整体发展战略为由,拒绝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部分地方政府则以服务辖区居民工作和生活为由,不支持、不配合中央机关的工作。在火灾应急处置过程中,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基于城市整体安全的考虑,试图终止焰火燃放活动,但遭央视拒绝,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此种影响。其次,两者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不甚明确。由于二者甚少存在交集,相关法律法规对此规范不尽完善。例如,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突发事件的预防、监测、处置和救援工作负责,驻地机构起协同和配合的作用,但至于协同、配合的内容和形式却无明晰的规定。此种情况下,再受行政级别、权力地位等“位差”的影响,地方政府的属地管理地位就很有可能被弱化。
  2.部门本位主义的影响。不同层级的政府或政府部门在职能范围内不断强化自身利益之时,便形成了部门本位主义。部门本位主义是政府内部沟通和开展合作的重要障碍。它首先体现为利益本位主义的影响。即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政府部门只有眼前和局部利益的战略考虑,忽视整个行政组织体系的使命和长远利益;在落实具体任务时,常以部门实际利益为轴心,“有利则上,无利则让”。例如,案例中央视新台址办尽管意识到烟花燃放的危险,但为了实现提升员工士气这个部门目标,可能就将安全生产这一更为重要的目标给弱化了。另外,部门本位主义也是组织结构-功能分化的必然产物。科层制所强化的专业分工、职责明确、执行迅速,事实上将会带来一系列“基于分割、隔离、区别”[14]的局限性。行政信息和资源必须依据固定的渠道传递,政府组织必须固守自己的“部门忠诚”。在火灾应急处置中,尽管公安、安监、交通管理部门等都是应急管理的重要主体,但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职能体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是市垂直管理,安监、城管则严格遵循属地管理原则,两者要开展联系,必须由后者先报当地政府,再由其与上级政府部门沟通,显然这将降低组织的整体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政府内部的结构-功能分化正与其利益本位主义形成一种互相强化的现象,即公共利益的部门化。
  3.沟通机制和渠道的欠缺。“缺乏持续的、通用的和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就意味着在发现问题和处理危机方面所用的时间会更长”[15],沟通机制和渠道的完善程度影响政府治理的整体绩效。在“央视大火”的应急处置中,央视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诸多沟通不畅的问题。首先,沟通机制存在缺陷。行政沟通是政府不同层级或部门间借助一定的媒介和通道传递思想、观点、情感和情报信息,以期达到相互了解和支持的过程。作为两个互无隶属关系的行政机构,它们之间的沟通多以平等协商为基础,故而是否具有平等的话语权,以及具备恰当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媒介显得尤其重要。从案例本身来看,央视与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的沟通主要在两方面发生了困难:一是基于“科层制的交流体系”,后者不完全具备与央视平等对话的权利;二是协商制度和平台有待完善,访谈资料显示,二者之间是遇事沟通多、常态沟通少,基本上是单线联系、个别沟通,尚未形成长效的圆桌会议机制。其次,沟通渠道狭窄且不畅通。讲究级别对等,然后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式沟通或自下而上的层层汇报,使政府内部的沟通渠道变得异常拥挤。而地方政府和驻地中央机构使用的又是两套相对独立的信息交流系统,两者的沟通难度可想而知。例如,案例中央视违规燃放烟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烟花属于北京市明令禁止销售和燃放的A类产品,二是工地属于明令禁止的燃放场所。但原央视新台址办负责人则表示未曾见过北京市的相关文件。
  4.制度性和程序性保障的缺失。就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的关系而言,两者应该是一种相互管理、相互服务、互利互惠的关系。中央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例如提供税收、政策支持等,而地方则应为中央机构提供良好的办公场所、公共服务实施。但目前只有大的战略方针,如北京市的“四个服务职能”(其中,“更好地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服务”是“四个职能”之首),但缺少明确的法律法规,对服务的具体内容、方式和程度等未曾作出明确说明。另外,围绕区域公共事务发展等共同问题,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的互动也缺乏完善的程序和制度性规定。这些容易导致部分地方政府在强势的中央机构面前,“只谈服务,不谈管理”,也容易造成另外一些地方机构想借此模糊性规定,回避自身责任,阻碍双方的合作和交流。
  四、跨界合作: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的互动及思考
  作为条块关系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之间的互动问题普遍存在。遍布全国各地的中央部委派驻地方分支机构,例如审计署、海关总署、国税总局、人民银行、海事等垂直领导的下属单位等,它们直接受制于上级机构的垂直领导,但在业务领域之外又不得不与地方政府展开互动。从“央视大火”应急的实践案例来看,这种互动似乎不能简单地抽象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为其在很大时候已具有部门利益和资源交换的痕迹。跨界合作是解决行政“碎片化”问题、构建整体性政府的核心。跨界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上下级政府间(中央与地方关系)、同级政府间、不同政策领域之间等多种联系。它的目的是要打破行政辖区或体制壁垒,寻求机构之间有效的合作机制,促使政府整体运作能力的提升。因而,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之间的互动是跨界合作的重要内容。
  基于“央视大火”的实证分析,这种跨界合作的关键点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依法规范条块关系,明晰职责权限。条块关系的调整只有建立在法制健全、法治建设相对成熟的基础上才能收到预期成效。尤其是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态的斜向沟通,双方主要是为解决特定的公共问题而展开互动。它不屈从于强制性的行政权威和衡定的行政级别,而依托于政府之间平等的协商和对话。为保障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公平、对等,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尽可能明确地规定二者各自的职责和权限,包括管理和服务的具体方式、内容等。
  2.推行整体性治理,优化沟通机制。整体性治理以相互选择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基础,强调组织之间、部门之间平等而有效的合作。为此,互动双方首先应具有良好的合作愿景、高度信任及恪守基本的行政准则(如以民众需求为焦点),以确保和增进彼此间的精诚合作。其次,重视政府间的对话和交流。可以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的形式,避免尊卑等级观念和针锋相对的态度,保持彼此的公平感和友好感;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打破条框分割,构建共赢的平台;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交流机制和平台,确保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之间信息交流日常化、制度化和公正化。此外,“灵活的政府过程”亦是推行整体性治理的关键[16],可以考虑将人情、社会资本、信息网络等引入决策和执行过程,加强两者间的合作,使之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3.重视关键人物的作用,强化上级政府的协调功能。访谈过程中,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多将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之间的互动分为“遇事协调”和“常态协调”,认为通常是遇事好协调,常态难协调。原因在于,前者涉及的多是具体的公共问题,常由上级政府或是政府中的“关键人物”出面协调和推动。所谓关键人物,是指具有深厚政治背景、掌握丰富政策资源的领导者或是德高望重的政治人物。他们凭借对政策过程的深刻影响和人格魅力的感染,使互动双方都容易信服。可见,这主要是发挥“说服”在合作中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协调方式并不稳固,建议选择上级政府或成立新的机构来充当固定的冲突协调者。例如,当中央各部委与北京市政府部门发生冲突时,可由北京市设立专门机构来促进双方的交流和沟通。但在执行过程中,这个机构必须保持公正,不能厚此薄彼,否则将会起到反向作用。
  4.推动基本信息共享,促进政府间合作。既要促进政府体系内信息资源的广泛共享,重点解决管理中人、地、物、事等基础信息和各类业务信息的分散化问题,也要打破政府信息的行政壁垒,保证政府信息在上下层级间、不同职能部门间的畅通流转。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地方政府与驻地中央机构亦可借助更广泛的技术手段和工具,有效地解决“情况不明”和“信息孤岛”问题,推动政府间的沟通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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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北京100084)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Residential Institutions of Central Govern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Emergency Disposal of “CCTV Fire”

Kong Xiangli

  [Abstract]Holistic governance theory is referred to  the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government hierarchies, and it aims to overcome the prevalent fragmentation and department solipsism in the current government management, and to improve governm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to deal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roblems. Based on holistic governanc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residential institutions of centr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emergency settlement of CCTV fire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s of interest-coordination, resources-sharing, responsibility-undertaking and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in the intergovernment cooperation. It also focuses on the difficulties caused by such cooperation, and thereaft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Key words]holistic governance, emergency management, local governments, the residential institutions of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Kong Xiangli is Post Doctorate a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Lecturer at Depart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 Beij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Beijing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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