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项目（项目编号：NCET100150）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基于社会建构论视角，行政学理论是在社会过程中被建构而成的。行政学理论是回应特定情势下的行政问题的知识生产；多元行政文化间的行政学理论具有差异性甚至不可通约性；行政学理论反映行政场域中的特定利益诉求和力量对比关系；行政学理论生产会受到时代文化精神的影响；人文主义行政学相对科学主义行政学的颓势，原因在于行政科学易于以主客二分的方式予以实证，而行政伦理需要人们基于亲身实践予以亲证，由此实际表明行政世界中的人们道德实践勇气的匮乏。
［关键词］公共行政；行政理论；社会建构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12)09-0115-06
一、问题的提出：行政学理论是如何生成的？
后现代行政学所承诺的本体论亦即关于后现代行政实践的社会建构论，其实质在于揭示和提倡一种“民主治理”的行政生活模式。在此方面，全钟燮的《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和福克斯、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堪称经典之作。他们借助于行政生活的“自然之镜”（罗蒂语）即行政学理论，为人们呈现了一幅行政实践的社会建构图景。
但是，当前行政学界关于行政学理论的社会建构论研究，还较为鲜见。作为行政生活的“自然之镜”的行政学理论，是否同样具有社会建构属性？行政学理论是否随着社会进化过程，被打上时间、地域、情势、文化、利益、行动的烙印？本文基于知识论视角，运用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探讨行政学理论的社会建构属性，旨在回答行政生活的“自然之镜”其实同样是在社会过程中被建构而成，以深化人们对于行政学理论面孔的认知，同时对于行政学理论研究亦具有方法论意义。
二、理论基础：社会建构主义知识论
社会建构主义知识论的要义，在于强调知识的“社会”属性和“建构”属性。
（一）知识具有社会属性，它在某种程度上由社会过程型塑而成
在主客体关系维度，社会建构主义知识论认为，传统的自然实在论和激进的社会建构论均过于极端。传统的自然实在论认为，科学知识纯粹来自于自然实在或客观对象，只有避免群体利益等社会因素的渗透，科学知识才可能是正确的或客观的。激进的社会建构论宣称，科学知识在形成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不仅始终存在”，而且对于知识内容发挥决定性影响，“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1］社会建构主义的知识论认为，“科学是人类关于自然的科学，科学是关于自然问题的人类解决，科学是人和自然之间无穷无尽相互作用和相互塑造过程中的开放式终结”。［2］社会建构主义知识论，坚持了知识内容的主客体的统一性、互动性和互构性，它展现出一种更加全面辩证的特质。
在主体间关系维度，社会建构主义知识论是对传统的个体主义知识论的颠覆。它认为科学是一项社会性事业，而不纯粹是个体理智或天才思维的结果，包括政治理念、群体利益、文化旨趣在内的社会因素，对于科学知识的内容存在深刻影响。因此，“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者是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3］例如，新实用主义的知识观认为，知识问题即知识的效用问题，它满足人们的需要，是人们面对特定的生活问题（或技术问题）进行社会选择或互动的结果。罗蒂据此还提出“种族中心主义”的知识观：“种族中心论者，就是把人类区分为两大类，我们只须对其中一类人证明自己的信念正当即可。这一类（即我们自己的本族）包括那些持有足够多的共同信念以便进行有益的对话的人。”［4］福柯、哈贝马斯分别基于主体间的“对抗”和“对话”维度，论证社会互动的格局对于知识形成的影响。由此可见，社会建构主义知识论基于知识生成的主体间维度，主要强调知识的社会情境属性、知识对于社会生活的效用性、知识在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对性、甚至不可通约性。
（二）知识具有建构属性，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主观制造出来的
早期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曼海姆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均认为经济利益是影响知识生产和知识内容的最为关键的社会因素。曼海姆认为“即使是在规定概念时，这一规定的角度也是由观察者的既得利益引导的”。［5］“利益原则”同样是爱丁堡学派的信条，他们比曼海姆走得更远，断言“利益是科学知识生产的决定性因素”。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对于知识的建构属性即知识生产受到经济利益、政治权力和文化旨趣的制约，有着更为全面深刻地论述。他指出，现代科学研究必备的技术装备需要大量经费，“如果没有金钱，就没有证据，没有对陈述的检验，就没有真理。科学语言游戏将变成富人的游戏。”［6］利奥塔还基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对科学知识进行语用学分析，宣布“科学玩的是自己的游戏，它既不能使自身合法化，也无法使其他语言游戏合法化。”［7］科学游戏规则在根本上取决于科学家群体在辩论协商中所达成的“共识”，但就其性质而言，“共识”仍旧是圈内人的“约定”。可是当现代科学叙事方式取得辉煌成就以后，它就开始排斥其他叙事方式，“把它们归入另一种由公论、习俗、权威、成见、无知、空想等构成的思想状态：野蛮、原始、不发达、落后、异化”。［8］至此，知识与经济利益、权力统治、文化旨趣之间的关系，便暴露无疑了。
三、关于行政学理论的社会建构论研究述评
纵观行政思想史，全钟燮、麦克斯怀特等后现代行政学家，对于行政学理论的社会建构属性，实际上已有明确论述。全钟燮将其研究定位为“涉及有关公共行政理论及其思想产生的背景与环境分析，通过分析使人们能够把握贯穿于公共行政思想的潜在价值观和图像”。［9］麦克斯怀特在《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中主要围绕如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是基于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维度指出：“美国公共行政理论话语中所不断宣扬的民主、平等、公正、理性等只不过是一种政治伪饰。其背后隐藏的乃是各政治与经济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伎俩。所有的理论都必然地是被玷污的”；［10］二是基于文化旨趣维度指出：“我们的话语受到了哲学约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认识论的约定）的歪曲和纠缠。这些约定构成了我们的各种学术立场的基础，它们尽管在争论中居于核心地位，但本身仍然是隐含的、尚未展开的和未被讨论的。”［11］
（一）建构行政学理论的社会情境维度
从社会情境维度探讨行政学理论的社会建构属性，其主要目的在于阐明行政学理论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回应特定社会问题才被建构而成。麦克斯怀特在《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中，一开始就解释“19世纪末问题成堆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状况是如何导致社会和知识回应的（以社会福利运动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创立的形式）”，并指出传统行政学将行政过程看作专家而非民众的治理过程，导致组织与管理理论被运用于公共领域，而这一经过扭曲的话语机制一直召唤着“理性人”的统治。［12］
基于社会情境的行政理论建构主义逻辑，必然导向文化多元主义的行政知识观，也就是说，在多元行政文化间的行政学理论，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全钟燮教授指出：“近来，一个非常普遍的趋势是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和实践者将一些理性的技术，如规划、预算和财务、绩效测量和新公共管理等引入本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但是，多数情况是，对西方模式的应用却导致了变革的彻底失败并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后果。”［13］“在一个国家发展起来的思想和理念框架，并不必然能被另一个文化体系中的民众接受。为了了解其他行政文化中的现实和那些我们不熟悉人群的生活经验，我们必须努力学会采用他人的视角来理解他们的现实世界。”［14］
（二）建构行政学理论的价值观维度
从价值观维度探讨行政学理论的社会建构属性，意在说明行政学理论生产会受到某种社会性的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国内外行政学界关于行政学的价值观演变存在如下共识：传统行政学坚持“效率至上”价值观，新公共行政学坚持“公平至上”价值观，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新公共服务运动时期的行政学坚持“多元主义”价值观。依据上述建构行政学理论的社会情境逻辑，这些相应时代的行政学主导价值观又由当时的社会情境所决定，即效率至上价值观是回应政府“效率危机”的结果，公平至上价值观是回应社会“公平危机”的产物，多元主义价值观是面对后现代状况（差异性、开放性、风险性等爆发）并为回应不断“碎片化”的社会诉求的必然选择。当然亦有研究表明，纯粹理论取向的行政学研究坚持“价值中立”原则，那些具有实践取向的行政学研究才具有“价值负载”特征。［15］
（三）建构行政学理论的文化旨趣维度
从文化旨趣维度探讨行政学理论的社会建构属性，旨在说明行政学理论是在某种特定的文化思潮的影响下生产出来的。人们身处各自的时代背景之中，往往在“时代精神”或某种亚文化类型（或统称为“文化旨趣”）的支配下认知事物。时代精神或文化旨趣对于行政理论生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国内外行政学家均指出，现代行政学深受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影响，后现代行政学更多地受到非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现象学思潮的影响。例如，法默尔宣称：“想像在后现代性中对社会的影响类似于理性化在现代中的影响，是普遍的和激发性的。现代性的理性化日益扩展以至于遍及整个社会……类似地，后现代性的想像也扩展到整个社会。社会中的个体和社会的各要素都力图将想像置于其相互关系和其生活的核心地位”。［16］同时也有国内行政学家基于行政思想史的视角，梳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对于行政学研究的深刻影响，他们得出：“在行政学诞生后的几十年中，行政学研究一直存在着一种惟科学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兴起才得到较大的改善。不过，在新公共行政学派将价值问题引入行政学研究领域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行政学研究中的融合趋向越来越明显，行政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人文主义特质，这可从此后的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人的需求与价值的强调中看出。”［17］
根据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已经发掘出行政学理论的社会建构属性的基本维度：社会情境维度、价值观维度（反映特定社会情境中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旨趣维度。这些基本维度为进一步探讨行政学理论的社会建构属性提供了良好视角。但是，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知识论的一般观点来看，现有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第一，尽管行政学理论建构的社会情境视角包含实用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行政知识观，但是现有文献并未明确阐明其采用了实用主义的行政知识观，同时对于具有根本差异的行政文化间的行政学理论的“不可通约性”强调不够，现有文献实际上仅突出了多元行政文化间的行政学理论的“差异性”。第二，尽管现有研究强调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行政学理论生产的影响，但是对于具体情境中的何种经济政治利益左右行政学理论构建依然语焉不详。就是说，现有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种宏大叙事式的形而上学研究（麦克斯怀特对于公共行政的合法性的话语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例外）。第三，尽管现有研究已经揭示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文化旨趣对于行政理论与实践的不对称影响，但是并未进一步探讨人文主义相对科学主义处于相对没落地位的更深层次原因，因而实际上难以复兴人文主义的文化旨趣及其对于行政学理论生产的有力支撑。
四、关于行政学理论的社会建构论假设及验证
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知识论的基本视角，以及上文关于行政学理论的社会建构论研究述评，本文试图明确建立如下关于行政学理论的社会建构论假设，即罗蒂式的实用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行政知识观，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的行政知识观，哈贝马斯式的对话协商的行政知识观。关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影响行政学研究的明显不对称关系，本文提出迈向“亲证”的行政伦理观予以阐释和批判。
（一）关于行政学理论的社会建构论假设
假设1：行政学理论是回应特定情势下的行政问题的知识生产。它遵循情势变更原则，即如果社会情势或行政问题发生变更，行政理论就会发生相应变更。进而，在多元行政文化间的行政学理论具有差异性，在具有根本差异的行政文化间的行政学理论则存在不可通约性。
假设2：处于特定社会情势下的行政学理论，反映行政场域中的特定利益诉求。从总体上看，行政学理论演进受到行政场域中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影响。如果行政场域中的力量对比失衡，反映弱势阶层的利益诉求的行政学理论就往往会被遮蔽；如果行政场域中的力量对比趋于平衡，那么行政学理论就更多地表现出协商对话的特征。
假设3：行政学理论的生产会受到时代文化精神的影响。科学主义较人文主义对行政学研究产生的明显强势影响，重要原因在于行政科学易于以主客二分的方式予以“实证”，而行政伦理需要人们基于亲身实践或者以主客统一的方式予以“亲证”。行政学人文主义的颓势，实际表明行政世界中的人们道德实践勇气的匮乏。
（二）基于行政思想史或行政生活的验证
1．行政学理论是回应特定情势下的行政问题的知识生产
从行政组织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尽管韦伯所称的官僚制组织是社会组织的一种“纯粹形态”（具有某种实证取向），但是当韦伯以其组织理论回应现代化进程的行政组织管理问题时，他还是建议现代社会的行政组织应主要实行官僚制的组织形态，同时应借鉴克里斯玛型组织的超凡魅力特质，以弥补官僚制组织的缺乏创造力和压抑人性的缺点。当工业社会组织的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系统组织理论、权变管理理论有力回应了行政组织内外部环境变迁给组织职能管理造成的困境。当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转向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时，虚拟型组织理论、维基政府理论、学习型政府理论、无缝隙政府理论纷纷登场。此时后工业社会的行政组织理论，开始倡导分权、解制、团队、学习、扁平化、流程再造等，它们与传统工业社会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以分工、层级、法制等为基本特征）相比，已经发生了“范式”性转变。
以上例证表明，人们实际上难以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固定不变的医治政府疾病的万能药方。行政思想史上的各种行政理论均是在特定情境下，回应特定行政问题的产物。当行政问题情境发生改变，“治疗”行政问题的理论药方也会发生改变。由此表明实用主义的行政知识观的合理性，即只要能够解决特定情境的行政问题的行政理论，它就是特定情境下的行政知识。如果超出特定行政情境，那么打上原有情境印记的行政知识即可能失去效用，亦即可能失去其“知识”属性，而变成一种纯粹的“意见”。
2．多元行政文化间的行政学理论具有差异性甚至不可通约性
将实用主义行政知识观扩展至社会群体或文化类型层面，必然可以得出与罗蒂“种族中心主义”知识观相类似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行政知识观，即不同社会群体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会发展出不同的行政文化，在不同行政文化间的行政学理论，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差异性，而在具有根本差异的行政文化间的行政学理论，则存在不可通约性。
关于多元行政文化间的行政学理论的差异性，全钟燮教授已经提供了在美国、东亚和非洲之间进行行政理论移植造成的不良后果的例证。他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本土政治、行政、文化和历史等因素存在着差异，西方的模式不能够直接应用于本土的环境。”［18］关于具有根本差异的行政文化间的行政理论的不可通约性，本文以中美行政学的政治前提、以及表征“华夏第一村”的华西村治理理论与美国社区治理的一般理论进行对比说明。众所周知，中国行政学的政治前提在于维护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美国行政学的政治前提在于维护资本主义、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制度。［19］毋庸讳言，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可通约性。同样，基于华西治理模式的社区理论显示，华西模式的重要经验在于，在政治上“吃透两头”（“一手抓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手抓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20］在经济上实行以合作经济为主的“一村两制”，［21］在文化上注重“思想政治教育”［22］ ，等等。这同倡导所谓“民主生活”的美国社区治理模式相比，存在着本质差别。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社区治理不可能实行以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为主导的合作经济模式；在崇尚所谓“良心自由”、“思想自由”的文化氛围下，任何思想政治灌输均会被看作精神压迫与钳制。所以，作为“华夏第一村”的华西村治理模式，同美国社区治理的一般模式相比，同样在根本上无法移议、不可通约。
3．行政学理论反映行政场域中的特定利益诉求和力量对比关系
一方面，基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行政思想史的早期阶段，行政场域中的力量对比关系具有显著的不平衡性，此时行政学理论较多地反映行政场域中的强势阶层的利益诉求，反映弱势阶层的利益诉求的行政理论，大多处于被遮蔽状态。另一方面，基于哈贝马斯的协商真理观来看，在行政思想史的晚近阶段，行政场域中的力量对比关系趋于平衡，此时的行政学理论更多地表现出对话协商的特征。
科学管理理论一面声称要对工人和雇主均来一次“精神革命”（倡导互利合作），另一面又按照雇主胃口，运用规范化的动作，对工人的身体和意志进行全面规训，最终将工人训练成“会说话的机器”。而作为“机器”的工人的情感和痛苦，在科学管理理论中却难觅踪迹。巴纳德为了调动组织中的普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同样强调精神激励的作用，他指出，只有诱因≥贡献，组织才能生存和发展。［23］但是，后来西蒙的实证却得出相反的结论：“组织的控制集团只有能维持住贡献对诱因的正差额（即贡献＞诱因），或至少能维持两者的平衡，他们才能通过组织去实现其个人的目标”。［24］由以上例证可以看出，处于行政思想史早期阶段的行政学理论，主要代表“有产者”、“雇主”、“组织的控制集团”等强势阶层的利益诉求，处于弱势地位的无产者、普通工人和技术职员的利益诉求，则在行政思想史的早期系谱上被有效地遮蔽或销声了。
另一方面，行政思想史的发展进程显示，随着行政场域的力量对比逐渐趋于平衡，行政学理论更多地表现出对话协商的特征。例如，在政治与行政的关系维度，早期行政思想史大体持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认为行政是听命于政治的技术性的执行过程。但是随着行政体系力量的增强，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原则遭到批判，代之以政治与行政的合作对话、以及行政过程中的政治观。在行政组织自身维度，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基层人员掌握的环境信息的重要性增长，行政组织理论描述了行政组织的扁平化、决策权的分散化趋势。在行政与社会的关系维度，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行政学理论论证了公民社会作为自治主体和共治主体的合法性。在行政与市场的关系维系，随着市场力量对于政府管理的示范效应增强，企业家政府理论提倡政府管理应借鉴企业管理的运作方式，从而将“契约”理论挺进原本被诠释成“君主制”的行政领地。在行政与公民的关系维度，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新公共服务理论、话语理论等开始倡导行政民主生活模式。纵观政治、行政、社会、市场与公民之间的力量对比格局，伴随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和利益诉求的碎片化趋势，公共行政的民主理论、治理理论、社会建构理论、话语理论等后现代行政理论，明显扬弃传统行政学的管理主义观点，使得公共行政的民主性或行政学理论的共识性得到显著增强。
4．行政学理论生产会受到时代文化精神的影响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25］，因此本文列举行政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性理论受到的哲学理论的深刻影响，以简要说明行政学理论生产与各自时代的文化精神之间的密切联系。
作为传统行政学的代表人物，韦伯既是一位新康德主义的解释学信徒，又积极提倡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他不仅坚持科学研究的反实证主义，还严格避免基于价值世界的“应然判断”扭曲人们关于事实世界的“实然判断”。韦伯的科学哲学思想，明显表现在他关于组织的纯粹形态研究中。一方面，韦伯关于组织的纯粹形态研究，是对于现实世界的组织特征的抽象与组合，人们难以在现实世界找到与理型世界完全吻合的纯粹形态的组织类别；另一方面，韦伯关于组织的纯粹形态研究，也未对现实世界的组织特征作出“应当如何”的价值判断，因而又严格遵循了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
作为批判和转变时期的行政学代表人物，西蒙的行政学研究受到维也纳学派的核心人物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这不仅表现为西蒙的博士论文《行政科学的逻辑构造》与卡尔纳普的名著《世界的逻辑构造》在标题上的相似性，而且西蒙还多次指出，卡尔纳普的科学哲学思想对他的行政学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他说：“《行政行为》一书就是以他从卡尔纳普的讲授中提炼出来的社会科学哲学为根基的”，［26］“如果要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建立在基本的原则基础上……某个特殊的现代哲学学派——逻辑实证主义——所得出的结论将被看作是起点”。［27］
作为新公共行政学派的旗帜人物，弗里德里克森的经典著作《公共行政的精神》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当做重要哲学基础。他在探讨公共行政的代际公平时，完全援引了罗尔斯《正义论》的两个原则，并明确指出：“在代际之间的社会公平中，其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是它在政策制定和公共行政中得到普遍的实施。这显然支持了罗尔斯和其他人的观点，即正义的制度构成了代际之间公平的一种形式，而且‘正义储存原则’的普遍形式在这种情形下是有效的。”［28］
后现代行政学与后现代哲学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法默尔的《公共行政的语言》目录中的词汇：“后现代性”、“解构”、“非地域化”、“他在性”、“反元叙事”等，均是后现代哲学的关键词。全钟燮的《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福克斯、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等，受到了哲学现象学（包括解释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哲学流派的深刻影响，他们将现象学的情境理论、意向性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等人的话语理论引进行政学研究，使得行政学理论发生了“解释学转向”、“批判转向”、“话语转向”等深刻转变。
以上可以看出，尽管实证主义行政学研究避免了物质利益、价值观念的影响，但令实证主义者没有想到的是，实证主义本身即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精神或旨趣，因而即便是实证主义行政学研究，也无法逃脱时代文化精神的影响来从事行政学理论生产。套用海德格尔“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或蒯因的整体主义认识论的说法，行政学理论生产是在时代文化精神之中生产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行政学理论的。换言之，实证主义行政学研究虽然摆脱物质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污染，但却无法摆脱时代文化精神的渗透。
5．人文主义行政学相对科学主义行政学的颓势，原因在于行政科学易于以主客二分的方式予以“实证”，而行政伦理需要人们基于亲身实践予以“亲证”，由此实际表明行政世界中的人们道德实践勇气的匮乏
科学主义行政学相对人文主义行政学的强势地位，已为目前的行政学界所共知。但是对于造成此种状况的更深层次原因，学界还未给出令人满意的分析。本文提出的假设在于，科学主义行政学和人文主义行政学遵循不同的验证方式，即前者遵循主客二分的实证方式，后者基于主客统一的亲证方式，但是从根本而言，“亲证”依然是一种“实证”，只不过亲证需要人们基于自身身体或行动来进行“亲自验证”。
依据科学主义知识观，行政科学的验证过程，一方面持有关于行政事实的假设命题，另一方面基于行政世界的可观察的事实及运作方式，如果两者遵循一致逻辑，那么行政科学即获得验证。此是以西蒙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的行政科学观的实质。以西蒙决策科学理论为例，人们在实际决策过程中究竟是否“料事如神”、究竟是否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均可以基于人们的实际决策过程，并通过主客二分的方式予以验证。它主要遵循“观察”导向，通常无需基于自我“身体”或“行动”进行验明。更为重要的是，它通常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
但是与科学主义行政学不同，对于在他人行动中证明了的人文主义行政学或行政伦理而言，如果不基于我的亲身实践，我就根本无法知道其真假。例如，将伦理思想史上的经典命题“德福一致”运用到行政学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个分析性命题：公共行政的德福一致。但是，身处行政过程中的人们，如果不亲身实践、亲自抵制各种诱惑，人们就不可能真正知道道德与幸福究竟是否一致。因此，作为被他人实践、他人身体验证了的德福一致命题，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验前”真理，那么在科学意义上，它就永远是一种未经“我”的身体或行动验证的假设性命题。由此可以推断，行政伦理学或人文主义行政学的颓势，其实表明行政世界中人们的道德实践勇气的匮乏，这可以由当前行政过程中的道德滑坡现状来予以证明。在此意义上，行政伦理学或人文主义行政学相对科学主义行政学的弱势地位，其实是由人们在行政过程中的道德实践状况建构而成。
五、结论与启示
以上基于行政思想史及行政生活，验证了本文关于行政学理论的社会建构论假设，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需要避免关于行政学理论的抽象争论。学界需要将每一种行政学理论置于特定理论和实践情境进行理解和评论，否则跳出特定情境的关于行政学理论的抽象争论与评判，往往有失公允，并会大大降低争论本身的意义。第二，需要着力探讨中国行政学在全球行政学中的特色，特别需要注重中国行政学与西方行政学的不可通约之处，以利于保持和增强中国行政学的学术自觉和社会功能。第三，需要关注行政场域中的弱势阶层的利益诉求，挖掘易于被主流行政文化遮蔽的代表弱势阶层利益的行政理论，以利于在现实行政世界构建相对平衡的话语能量场。第四，如果要深入评判某个时代的行政学状况，必须深入批判相应时代的文化精神。或者说，要生产出具有时代水准的行政学理论，必须据于时代文化精神的精髓，观察和批判现实行政世界的运作。第五，人文主义行政学的兴起，需要恢复行政世界中的人们道德实践勇气。也就是说，人文主义行政学以及行政伦理的生产和验证，需要不断基于个体道德实践的延续与亲证，如此才能使被他人身体或行动验证了的行政伦理，在我的行动或身体中得以延续和亲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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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颜佳华，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湘潭411105；王敬宇，安徽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合肥230601）
How the Administrative Theories Are Gene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Yan JiahuaWang Jingyu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administrative theory is constructed in the social process. Administrative theory is an expedient alternative in response to the administrative issue under specific situation. Administrative theories among multi-administrative cultures have the nature of differentiation and incommensurability and reflect the special interest appealing and the balance of forces in the administrative field. Manufacturing of administrative theory is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al spirit during that time, and the declining tendency of humanistism relative to scientism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an be ascribed to which administrative science can be demonstrated in a mode of subjective-objective bisection, while administrative ethics ask people to demonstrate it by their own practice or body, this situation actually indicates the deficiency of moral practice courage in the administration world.
［Key words］public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ve theory, social construction
［Authors］Yan Jiahua is Professor and Dean of Public Management School，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Wang Jingyu is Lecturer at School of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