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柏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2016年金秋十月，在庆祝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所)创建30周年之际，回顾学科发展走过的风雨历程，我们格外怀念学科的创立者黄达强先生。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投身行政管理学科恢复建设的先行者，先生在知识体系几近荒芜、研究人员极度匮乏的状况下，肩负起推动中国行政管理学科与实践发展、促进政府变革创新、实现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任，慷慨掷此身。

　　翻开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所)大事记，长长的清单记载了黄达强先生从1986年9月至1992年2月，在短短的五年半时间里，为塑造一个新学科、开创一个新研究领域、奠基一套新的知识话语体系所做出的非凡努力。今天学科收获的累累硕果映刻着先生代表的改革开放后第一代行政管理学科创业者的远见卓识、艰苦奋斗与激情奉献。

　　构建中国行政管理学知识与话语体系，回应政府改革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1986年9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所(1995年改为行政管理学系)建立，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内设立的首批行政管理学高端研究和国家干部培训机构。当时，学科恢复发展面对的最大困难可以用“一片空白”来形容：没有成型的学科建设经验，没有学科应有的概念框架与系统的知识储备，没有可供参阅的信息资料，没有研究行政管理的人才，社会对行政管理学的普遍认知是搞“后勤总务”的专业。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

　　先生从界定和阐述行政学的内涵、外延、方法入手，明确行政学的基本研究范畴，阐明行政学作为学科的性质和特征，分析行政学的对象、目标、结构和功能，建构起行政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些研究成果集大成于先生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怡昌教授合编的《行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教材。这本经典教材明确回答了行政学研究的目标、结构与内容等基本问题，对当时行政管理知识界和政府实务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具有启蒙意义的中国行政管理学经典工具书之一，获得了1988年国家颁发的“全国优秀图书奖”。

　　在明确行政学研究目标和方向的基础上，先生引领团队向行政学的纵深地带不断拓展。在国家教委、国家“七五”、“八五”项目的持续支持下，先生展开了一系列科学研究活动。例如，先生与许文惠教授主编了与《行政学》配套的《中外行政管理案例选》，以案说理，凸显行政学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价值导向。此后，按照先生既定的研究规划，行政学所的同仁从事分领域的研究，包括行政学基本理论、公共组织、公共政策、人事制度、行政生态学、机关管理与办公自动化，乃至危机状态的政府管理等，相继出版《行政决策学》、《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危机状态下政府管理》等教材和学术专著，并组织人员开展了国外行政管理理论文献的整理、翻译和编译工作。先生还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参与主持了筹建中的国家行政学院干部培训系列教材的策划与出版工作。

　　从一开始，黄达强先生就意识到，行政管理学学科的生命力在于它关怀现实问题、回应重大社会关注、跟进国家改革潮流的能力。在“七五”和“八五”期间，先生承担了两项涉及国家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一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及其实现路径，二是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及其法律规范。前者重在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与形式，集中讨论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此项研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先生领军撰写出版了三部著作：《国内外民主理论要览》、《社会主义民主跨世纪》、《初级阶段·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其中一些思想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前瞻性。

　　上世纪80年代中叶，伴随国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提上议事日程。先生作为国家人事部聘请的政策智囊，亲历了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受中央政府委托，先生主持了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研究项目，他对国外公务员制度的法律文本、组织机构、管理模式乃至行为伦理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比较和总结，对酝酿中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逐条细致研究，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经验支持。结项报告也以学术成果形式面世，《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一书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

　　参与国家行政学院筹建工作，搭建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合作研究平台

　　适应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为培养高素质的公职队伍，国家决定建立国家行政学院，专门培训中央和地方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黄达强先生受命组织、参与国家行政学院的筹建工作。先生与劳动人事部(1988年机构改革设立国家人事部)领导研究国家行政学院机构的建制、规划培养目标，主持培训大纲的草拟、编纂培训教材，建立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等国外公务员培训机构的联系，并分批启动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培训和师资培训项目。此外，先生先后受国家人事部、国家教委、外专局委托，组织了全国人事厅局长班、外专局班、国务院军转干部培训班、国务院公务员制度轮训班，开展了党校、高校行政管理方向的师资培训活动，这一切对于现代公务员培训制度的建立与实践具有先导意义。

　　1988年，新中国第一个行政管理专业学术团体——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是国务院办公厅主管的研究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为政府管理提供参谋咨询服务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聚揽国内行政管理学研究英才，联动行政管理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回应国家改革的重大问题，推动行政管理的本土化理论建构，成为促进中国行政管理发展的旗帜和重要平台。黄达强先生作为当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常务理事(共26位)，积极谋求与学会的学术研究合作，并与许文惠教授、齐明山教授倡议和推动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分会的成立，秘书处长期设在中国人民大学。

　　开辟国际学术交流通道，实现与境外知名高校与研究机构多层次互动

　　30年前，中国没有成型的行政管理学知识体系，而当时较为成熟的行政管理理论知识体系主要源自西方发达国家，因而，学习与借鉴其管理思想及其实践，成为当时我国行政管理学科恢复建设的选择之一。为加紧学科知识系统建设，黄达强先生致力于开辟人民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与国外知名大学、著名论坛、学术机构的互动渠道，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学术合作和交流网络。

　　先生同时采取三个促进中外行政管理合作交流策略：一是“请进来”。仅在1988年下半年，行政学所就邀请法国图卢兹社会科学大学行政学系主任劳德.库尔教授、香港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夏理仕教授、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行政学院研究中心富洛教授、法国国立政治学院对外部主任索瓦热女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科学系尼古教授来校访问，为教师和研究生授课，进行学术交流，并商讨项目合作。1988年行政学所招收的国内第一批行政管理硕士，即是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联合培养学生的项目。随后几年，先生又分别和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法国国立行政学院、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学系等海外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二是“走出去”。从1988年开始，先生就启动了公派行政所年轻学者赴海外高校接受学位培养和学术交流的项目，所里有多名教员赴法国、美国、香港、秘鲁等地知名大学学习行政管理和政策科学知识，成为国内较早一批留学海外的学者;三是“广互动”。先生注重广泛参与国际的学术交流活动，每年率团参加国际研讨会，行政学所成为国际行政管理科学学会、亚太地区行政管理科学学会和东部地区行政组织的团体会员。这些国际化项目的运行显示了先生学科建设的前瞻性，推动了行政管理学科在国际的影响力。

　　建立人大行政学所组织管理规章制度，打造一支专业化教学研究团队

　　黄达强先生将行政管理思维运用于行政学所的自身建设，在人民大学中率先推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责任制、业绩考核制度、奖金制度和日常管理制度等等。先生在工作上身先士卒，为青年教师做出表率;在生活上关心教师，为青年教师协调稀缺的宿舍住房。绩效激励和行为规范调动了行政学所老师的积极性，提升了这支年轻教学研究团队的战斗力。

　　黄达强先生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这个学科。他呵护人民大学行政学所，对行政学所的一群年轻人更是关爱备至，创造发展机会，陪伴我们成长。先生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攻读本科和研究生时的系主任、任课教师和导师，继而又是我的领导、同事和学术研究合作者，他见证和培养了我的成长，对此我铭刻终生。在我们心中，先生是坚守者，不管多么艰难，也为着远大的理想奋斗不息;先生是谦谦君子，为人公道，谦诚儒雅，包容大度，富有爱心，是值得信赖的领导;先生是长者，他关注晚辈的成长，为我们的成绩欣喜、欣慰;先生是启智者，在我们学习和工作中，他都用行动潜移默化传授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精神财富让我等晚辈受益终生。

　　黄达强先生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科的恢复和发展，殚精竭虑，终因劳累过度，于1992年2月12日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58岁。我们痛失导师!痛失先行者!痛失引路人!

　　在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科走过30年之际，仅以此文缅怀黄达强先生。先生用他奉献自己的公共精神和高尚品格照亮了行政管理学人前行的道路。愿先生的精神永驻，愿先生的品格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