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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具新探
学术论坛
卓 越  李富贵
发布时间:2018-1-4  发布人:本站  源自:本站
    

  [摘 要] 政府工具的研究可以在威尔逊《行政学之研究》中找到思想渊源。政府工具与政府职能共同构成行政管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基本模块。加强政府工具研究,明确工具选择的标准、特征以及标准的基本要素,有助于绩效政府建设;在治理的战略框架下,建设能力政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政府工具选择不是一个现成直接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对立选择过程,这个选择过程也就是能力政府的建设过程。政府工具的发展变迁反映出与时俱进的创新特征。政府工具与创新政府在理念、特征和过程方面内在一致,在新时期,政府创新的社会导向与面向社会的政府工具发展轨迹相辅相成。


政府工具是当代行政管理学科的研究焦点。本文从威尔逊《行政学之研究》中挖掘政府工具研究的思想渊源,并尝试性的证明政府工具与政府职能一道共同构成行政管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两大基本模块。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着力论证加强政府工具研究可以积极促进绩效政府、能力政府和创新政府建设。

  一、政府工具的思想渊源和本体地位

1964年,荷兰经济学家科臣对政府工具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识别出64种常用的政府工具,学界一般以此作为政府工具研究标志性的界石。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管理主义的导向成为政府工具研究的助推器,涌现出一批有关政府工具的研究论著,如胡德的《政府工具》、莱斯特·M·萨拉蒙的《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彼得斯和尼斯潘主编的《公共政策工具》等等,政府工具研究已然成为西方国家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流行主题。对这一时期政府工具研究的内容进行梳理,大致集中在工具的识别分类、工具特质和适用范围、工具选择运用及其绩效等三个方面。

其实,如果沿着行政管理思想史的轨迹往前回溯,我们会发现,有关政府工具的研究已有渊源和基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伍德罗·威尔逊的思想,他在行政管理学的开山之作《行政学之研究》中明确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 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 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 [1]很明显,他的这两个问题就是政府要做什么的职能问题和政府如何才能做好的工具问题。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思想,我们可以从政府工具的本质中得到解释。政府工具的内涵是什么,数十年来,学界诸多的学者对此下过定义,众说纷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论断,就如莎士比亚所说,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众多的定义在主语性的表述中都明确把政府工具看成是一种机制、方法或手段,当然,学者们可以通过句中的定语或者状语,诸如实现政府职能、政府目标、解决公共问题等等,使整个定义表述更加完整和丰富,也正是后者的不同表述,形成了政府工具差异化的界定。政府工具是一种机制、方法或手段,表面上,威尔逊的论述似乎并没有政府工具的字眼,但是,如何高效低耗的完成政府应尽的职能,讲的不就是政府的机制、方法或手段吗?

不仅如此,通过威尔逊的这番论述,我们还看到了政府工具在整个行政管理学基础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作用。政府管理就是研究政府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好,按照威尔逊这样一个思路,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应该由政府职能和政府工具两大模块构成。我们以世界银行的研究为例可以发现,威尔逊的前瞻性思想在当代得到了积极呼应。1991年世界银行定义了政府管理的三方面内容,“即:政治制度的形式;在管理国家经济和社会过程中行使权力的程序;政府设计、制定、执行政策,以及履行职责的能力。”[2]从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政府职能和政府工具的明晰表述。接下来,世界银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进一步指出:“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如何最好地做这些事情。”[3]这个定义不仅与威尔逊的思想实质甚至在文字表述方面都非常一致了。

我国恢复行政学的教学和研究已有三十多年了,多年来,学界对现行的行政学基础理论体系颇有微词,不少学者也在试图理清一个更为明晰的思路。笔者曾经时隔五年,两次采用同样的方法,以行政学(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教材作为研究样本,进行过文本分析。通过编制数据表,将百余本行政学教材做成清单;以出版社、主编职称、作者人数、出版年代、教材名称、字数、区域等作为分析单元,并辅之以不同的甄别类型;在此基础上,对文本对象中的篇章进行主题分析和结构统计。结果发现,现行的行政学教材研究主题比较集中在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决策、人事行政、行政领导、行政监督、财务行政等方面。现行的教材体系主要研究的是政府对自身的管理,或者说,现行的教材更像是管理行政学,而不是行政管理学,大量缺乏政府管理的内容。现行的教材无法反应实践中的政府管理诸多热点问题,例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是新时期政府改革力度最大、频度最高,社会反响最强烈的改革举措,但是,现行的教材体系找不到这类改革的理论归因;为什么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每年要主办3.15晚会?这种最受社会欢迎的政府专题活动形式有什么理论依据?在现行的教材体系中仍然找不到踪影。现行的教材基本上不反映政府工具的内容,例如,依法行政是政府管理最基本的工具,但是,现行的教材非常缺乏有关法律的章节安排;近年来,一些教材采用了战略管理、危机管理、绩效管理作为研究主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材构建的时代性,但是,为什么要采用这些主题,这些主题与以往的研究主题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逻辑关系?这仍然是一个需要理清的问题。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总之,现行的教材无法走近真实的行政管理世界,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经过系统的学习,完成规定的学分,仍然无法了解真实的政府管理实践运作,与其他学科的学生相比,缺乏真正的学科竞争力。

威尔逊的政府管理由政府职能与政府工具融合构成的思想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多年以来,笔者就一直怀有这样一个情节,以鼻祖威尔逊的思想作为行政管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框架,当然,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展开研究,政府职能应该有哪些具体内容?政府职能的构建逻辑是什么?现行的政府职能内容有哪些改进的空间?面对真实的政府管理世界,已有的政府工具在类型识别方面还有那些距离?能否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识别分类途径?如此等等,需要做大量的研究探索。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构想,近年来,笔者也作了一些前期性的准备,例如,在2016年第2期《兰州大学学报》刊登的《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的三维空间》和2017年第1期《中国行政管理》发表的《加强公共资源管理的四维视角》就是一些铺垫性的作业。

1989年世界银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将政府管理(治理)定义为:“为管理国家事务而行使政治权力”。[4]为了更好的回应社会,解决公共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实践中的政府管理会形成不同的发展重点,理论上的研究也会以此形成不同的主题类型,如民主政府、责任政府、创新政府等等。作为政府管理基本构成的政府职能和政府工具分别在这些主题政府中发挥更符合自身特点的特殊作用。通常,政府职能的研究对促进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更为直接一些。1999年世界银行提出“当前,善治应着重解决以下问题:责任和义务、透明度、腐败、参与政府事务、法律和司法改革”,并认为“管理不善对政府非常有害,扶贫计划之所以受到破坏就是因为缺乏公开责任制、腐败和缺乏受益者的参与。”[5]这里提到的责任政府、廉洁政府等问题就是与那些年世界银行对政府职能的研究和重视直接相联系的。与此相比较,政府工具的研究对建设绩效政府、能力政府和创新政府的作用更明显一些。

  二、标准、特征、要素:工具与绩效的耦合

建设绩效政府是现代政府的必然选择。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不仅要从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数量方面加大投入,更要有公共服务的质量保障机制。绩效政府关注组织的使命与愿景,从组织的战略层面关注如何才能制定出“好”的目标,关注服务的使命性产出,绩效政府以提高政府效能为目的,从关注“花多少钱,办多少事”到“钱怎么花,达成什么效果”,只有高绩效的政府,才能有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政府工具的研究和发展有助于建设绩效政府。工具选择在整个政府工具运用过程中属于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为什么选择这一种政府工具而不是另一种政府工具?实际上,选择需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标准的设立有其共同的规律。也就是说,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评估的过程。

一些学者从政府工具的特征来阐释选择问题,其中,可接受性特征强调具有立场倾向的选择主体在类型选择时要尽可能符合行为对象的利益与倾向,尽可能考虑行为对象的自主发展;可见性特征要求工具选择要尽可能被公众理解。绩效管理以公民导向、顾客导向为基本理念,强调评估的使命价值。很明显,政府工具选择的基本思路与绩效管理的基本导向是内在一致的。

在标准的基本要素方面,政府工具选择与绩效管理也有高度的相关性。绩效管理以经济、效率和效益作为评估的基本要素,这也就是国际通行的三E标准。在此基础上,政府绩效管理又特别强调了公平、责任等基本要素。同样,我们也可以在学者们对政府工具选择标准要素的论述方面看到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表述。萨瓦斯在《民营化与公私部门伙伴关系》一书中,分别从服务的具体性、生产者的可及性、效率和效益、服务规模、收益和成本的关联度、对消费者的间应性、对欺骗行为的免疫力、经济公平、种族公平、对政府指导的回应性、政府规模等十一个方面.比较了十种服务提供的制度安排的优劣。[6]萨拉蒙在评价政府工具标准时直接引用了效益、效率、公平三个标准,此外,他又从政策执行和政治科学的相关文献中增加了另外两个标准,合起来就成为有效性、高效性、公平性、易管理性、合法性和政治可行性等五个标准。[7]

此外,在技术层面,政府工具选择与绩效管理也是相互融合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倡导借鉴企业的精神改进政府,强调运用战略规划、流程再造、全面质量管理、标杆管理、团队管理等方法,这些工具既是具体操作层面的企业管理技术工具,也是政府绩效管理的基本内容。

  三、治理、过程、选择:工具与能力的相契

建设能力政府意在提升通过公共权力与制度将政府意愿转变成现实能力的可能程度,提升能够“做什么”的实力。建设能力政府包括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协调沟通能力等等一系列的内容,一般意义上,建设过程要求政府注重决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保证执行的坚定性、畅通性和有效性;加强协调沟通的多向性、灵活性和便捷性等等。建设能力政府,需要政府工具的全面介入,例如,制度是与法律、政策同一层面的政府工具,加强制度建设,及时修正落后的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创新管理机制,加强专家咨询制度、行政听证制度、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等等,都是提升政府能力的有效之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被视为继农业、工业、国防以及科学技术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在由低到高、由传统向现代的发展转型过程中,在治理的框架下,建设能力政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不断创新政府工具。政府要善于运用一系列法律、政策和制度对公民、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的各种活动进行引导、控制和规范,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共治、协同治理,使用社区治理、志愿者服务以及公私伙伴关系;善于运用多元、民主、合作的社会化治理工具来管理社会,最大化的撬动各类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政府要善于运用市场化的激励措施和工商管理技术,将市场机制引入政府改革之中,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例如,在市政服务和管理中,积极运行 BOT 模式、TOT 模式、PPP 模式、TOD 模式、SOD 模式以及合资模式、并购模式和民营模式等“特许经营制度”有效运作资源,不断提升能量,有效实现政府目标。

过程服从于结果,运用政府工具是为了更好的达成管理目标效果,同时,过程也很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过程决定结果,有好的过程才能有好的结果。工具的选择运用是一个过程:关于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操作这些工具以实现目标。核心问题包括:有哪些人员参与了政府工具的应用;这些人员对各种后续过程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是如何实现的。这样的关于政府工具的应用的研究是对政策效果评估的一种补充。研究日益集中在政策实施的过程,而不是在政策结果本身。[8]在整个过程中,为何选择?如何选择?实际上,工具选择表现出来的是作为主体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是说,选择是一种能力。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其一,工具选择不是一个现成、直接的过程,需要从解决公共问题的管理目标,从广泛的背景和复杂的环境中发现问题,发现工具选择面临的各种影响因素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表现。无论是胡德所说的替代性、环境适应性、伦理性和经济性四种影响因素,还是彼得斯和尼斯潘讲的政府目标、工具特性、工具应用背景、以前的工具选择和意识形态等五种主要因素,或是萨拉蒙具体从政治制度视角分析的观念、机构、利益、个人和国际环境等因素,讲的都是这个意思。政府工具研究中的权变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显现出与古典途径不同的时代色彩,就是因为这种理论试图在理解工具特征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工具选择应用的环境变数来解释工具的运作。这种理论特别强调工具选择应用中的实施组织、目标群体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环境变数,特别关注工具选择应用与具体案例背景需要的匹配性。

其二,工具选择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对立选择过程。在政府实践过程中,政府工具经常是以集群、组合的方式出现,几种政府工具并行和谐的应用是可行的,不同工具的综合利用可能产生更好的效益。当然,不同的工具如何优化组合?如何更好的发挥工具优势叠加作用?不同工具之间如何取长补短,避免单项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考验政府的能力智慧。政府工具的优化组合首先是顺序性组合,因为活动属性不同,几种政府工具的使用顺序不同,甚至可能正好相反。例如,公益性的社会活动和突发性的社会事件,都会涉及到社会化的自愿性工具、政府间接提供公共服务相关的非强制性工具、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相关的工具等,它们运用的顺序正好相反;因为活动的时段不同,几种常用的政府工具使用顺序也会不同,在公共突发事件的处理中,前、中、后期工具使用差别很大,前期的稳定和协调工作极为关键,后期的心理调试、重建经济工作就要优先考虑了。结构性组合也是政府工具优化组合的常用方式,并行结构组合讲的是多样化方式,比如,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可以同时并举合同外包、社区服务、志愿者服务等多种工具组合,鼓励不同服务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分解结构组合以特定领域的同一种整体活动为对象,实验性的进行分解,比如义务教育以外的教育事业,可以作为整体分别用合同外包、部分用凭单、部分用个人与家庭服务来进行。最能够体现政府能力的工具优化组合方式当属灵活性组合。这种组合意味着选择运用政府工具的全新思考,摆脱路径依赖和约定俗成,排除基于部门利益的特定偏好。灵活性组合程度与工具强制性程度负相关,政府能力强,组合灵活性程度高,选择自愿性较强的政府工具几率就高。

  四、理念、体系、面向:工具与创新的共融

或者是工具本身不断的更新发展,或者是工具选择运用的方式策略发生变化,政府工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特征。可以说政府工具的工具箱并不是固定的。它会因新工具的产生、国家与国际社会发展和超国家机构的干预而随时间有所改变。[9]学界归纳的政府工具研究途径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条可见的基本线索,从传统的工具主义途径到过程主义、权变主义,再到建构主义的演进,从工具特性的研究到工具适用情境分析,再到不同环境下政府工具的选择与运用研究递进。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工具与时俱进的阶段性特征非常突出,政府面向的结构变化非常明显。传统的政府工具主要集中在组织性工具和规制性工具方面,政府侧重通过选择施展权威、执行命令的方式,通过选择规制性工具来管理社会。这一时期的政府工具基本上是政府内部性质的。

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展以后,政府重视企业精神,重视管理效率,规制性工具有所弱化,放松规制成为一个积极的改革信号。非规制工具明显介入,市场化工具是这个阶段旗帜性的抓手。市场化工具不仅在政府内部管理方面大显身手,引入市场机制和工商管理技术,开展绩效评估、标杆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有效提高政府的创造性和管理效率。同时,在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特许经营、凭单制、用户付费、收费等大量的市场化工具引入政府。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政府工具的面向,既有政府内部的也有政府外部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成为一种新的范式,政府非规制性工具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政府的外部面向倾向进一步凸显,政府工具的研究焦点转向更加注重与社会互动,服务社会,提高公共效率的价值取向。萨拉蒙明确指出他关注的焦点在于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的外部工具,而不只是政府部门内部管理手段的创新。[10]这一时期政府与社会弹性互动的外部性面向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是重视外部主体性的工具,重视发挥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社区的作用,加强公民参与的程度,重视信息的公开,强调自愿机制和自我服务机制。一些国外的学者试图从理论的层面回应这个问题,如库尔哈斯、阿伦森等人从政策网络的角度探讨政府行为主体在网络中关系,强调行为主体与行为对象、执行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其二是重视外部方法性的工具。伴随治理理念的深化推广,“后现代工具”、“第二代工具”、“新政策工具”等概念屡被提及。这一类新的政府工具更加注重具体的柔性的方法技术、强调诱因性、沟通性和契约性等机制。相比起传统的以权威、财政、组织和信息等资源为基础的政府规制性工具,新的政府工具类似一种程序性工具,也有学者说是间接性工具,或者说是一种网络化工具。新的政府工具强调使用过程中的混合多元,综合考虑多方利益诉求,把社会公平的因素作为价值首选,兼顾政府控制能力与发挥同盟力量。在综合性的网络框架中,促进各方利益的一致。用合作和竞争并存的方式替代对立的关系,在合作过程中,重视培育有利于目标实现的磋商、谈判、激励、协调等能力性的工具技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目标,也就意味着建设创新型政府已成为时代的命题。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种管理方式的政府工具以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政府创新为引领,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特征的政府工具与具有适应性、变革性、开放性和前瞻性特征的政府创新内在一致;无论是工具本身的更新,还是工具选择运用的变化,勃勃生机的政府工具发展为政府创新提供技术支撑。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政府创新包括创新生成、创新识别、创新执行、创新持续和创新扩散等五个环节。同样,政府工具也具有工具类型识、工具选择运用、工具绩效评价的完整链条,可以全程服务于政府创新体系。

建设创新型政府有两方面的内容,政府自身建设的创新讲求内功,例如,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需要从理念上明确定位,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民主秩序的框架内, 彻底颠覆统治型的管理思维。此外,还需要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管理方式手段等各个方面实现从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变革。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创新需要理顺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目标。例如,技术创新拉动经济增长,可以有效的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建设创新型政府就必须采用有效激励和促进产业技术的创新工具,健全产权制度、金融制度、专利制度等激励产业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发挥其他组织、市场无法取代的比较优势,积极推进和组织经济发展。在前的分析已经说明,政府工具的发展同样具有内部和外部两个面向。在治理的战略框架下,政府创新的社会导向与面向社会的政府工具发展轨迹完全相同。在新的时期,加强政府工具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有助于创新型政府的建设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伍德罗·威尔逊,李方译.行政学之研究[J].国外政治学,1987(06).

[2]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挑战[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8-11.

[3] 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1.

[4] 世界银行.撒哈拉以南:从危机到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5] 世界银行.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迈进21世纪[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101-111.

[6] [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司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3-103.

[7] [9][10][美]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8-19,515, 20.

[8] [美]B·盖伊·彼得斯、弗兰斯·K·M·冯尼斯潘.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3.

*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公共服务标准化创新生成机制影响因素研究”(批准号:FJ2015JDZ002),“厦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成果”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卓越,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李富贵,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厦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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