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佳华教授在我国行政学界是一位高产的作者，于行政哲学研究领域尤为突出。继1998年出版《行政哲学论》、2009年出版《行政哲学研究》之后，最近又出版了《行政哲学问题探索》(湘潭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当我从颜佳华教授手里接过《行政哲学问题探索》这部带着湘湖特有的质朴的油墨香韵味的新书，浏览了一下目录和前言之后，仍然产生了强烈的震撼，这种感受，恰与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上所表达的意图和所凸显的风格很吻合：封面上五道橙色线条，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划去，刺破了苍白的底色，抽象地象征着五指分开的一只大手推向无际的天穹，推出一片新天地。捧读这本书获得的新知和享受，以及书中字里行间透出的“行政哲学生活的活力和精气神”，令人折服，备受鼓舞，让我不仅无法放下，而且有了不吐不快之欲。

若要用一句话概括《行政哲学问题探索》的特点，就是这本书提出了应用行政哲学、服务行政改革的重大命题，初步建构了行政哲学应用的学科体系和学术思想，开辟了行政哲学理论通往实践的新征程!借用宋汝冰、朱逢春在评价颜佳华的《行政哲学研究》一书的观点，“系统构建了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积极展开了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话，科学把握了行政哲学的研究进路”，略加改动：《行政哲学问题探索》一书初步构建了行政哲学的应用框架，积极展开了行政哲学的应用对话，科学把握了行政哲学的应用进路。把“研究”改为“应用”，或“应用研究”，一词之差，标志着行政哲学的新的飞跃就在这里开始了。

《行政哲学问题探索》在梳理和借鉴不同型态下行政哲学的发展基础上，依次展开政府模式的历时态研究、公共行政的知识研究、诠释性推理研究、批判性研究、建构性研究、认知图式研究、图像语言研究、叙事模式研究，进而探析行政理念、行政理性和非理性、技术进步包括管理技术进步等等十余个方面对行政实践的影响，可以说，初步建构了行政哲学应用体系的逻辑结构和理论框架。其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首先，从研究历史出发，界定行政哲学的发展必须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的指向;其次，在确立了坐标系后，提出行政哲学应用的两个方面，即它对公共行政知识图谱研究的指导作用，和它对行政生活现象后面的本质属性把握的辅助功能;再次，进行对应用的“应用”，即叙说他在行政实践的某些维度中进行哲学的建构性领悟。

颜佳华在这本书中展示的行政哲学应用，主要是从思维的“他在性”出发的——哲学的本性是遵循决定论的，行政哲学的学科身份合法性更多来源于因果认知，即相信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一种中立的距离，相信科学的结论应该是可以普遍化的真理陈述或规律的产物。行政管理不是纯理论的刻板晦涩思辨，它是一个行动着的活生生的世界。行政哲学是促使行政人员具备反思性的能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要求公共行政管理者在行动之前作反思式判断——什么是合适的行动?我对管理的责任是什么?我对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行动对于我所服务的公众意味着什么?这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反思。

受到颜佳华的启发，我觉得行政哲学的应用可以有多条理路。一是，从抽象理性到具体理性。也就是将哲学研究的最一般规律、范畴、概念具象化为实践领域的一般规律、范畴、概念，如将行政历史哲学认为的人类经历了“统治型政府”、“管制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具体化为服务型政府的“人民为中心”、政府公共服务基本职能、管理与服务统一、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等等，就可以认为是行政哲学的积极应用。二是，从学术型态到生活型态。把哲学转化为实践，最经典的就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改革开放的时代“先声”——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是通过对哲学重大命题的有针对性的直接应用，发挥思想对实践的引领作用。三是，从行政实践到哲学理论。运用人类特有的抽象能力，将现实问题提炼为哲学命题。这三条，分别可以对应研究方法的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这三个方面，在颜佳华的书中几乎都有较系统的论述。所以我说他是行政哲学应用的拓荒者应该是准确的。当然，事实上，我们很多学者都是与他一起拓荒的，尽管在 “应用”方面他是第一个自觉的、体系化的、文本化的学者。

1994年至2000年，我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编辑部工作期间，接触到彭国甫、何颖、乔耀章、颜佳华等当时为数不多的十几位行政哲学研究者，不断收到他们投来的有关行政哲学的稿件，发现这里有着丰富的宝藏。2000年至2016年，我主持学会日常工作，在学界朋友的帮助下，特别是在郭济会长等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学会大力推进行政管理基础理论研究，筹划举办定期的行政哲学研讨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02年10月在北京国谊宾馆召开学会大型学术年会期间，利用晚上的空档时间开了行政哲学研讨会的预备会议，邀请30人参加，一下来了60 多人，宾馆服务员只能临时搬来椅子。几乎所有对此领域感兴趣的学者都到会或打来电话(会议室的电话)，表达意见，会上气氛热烈，争先发言，原定一小时的会，开了三个小时，十点半还有人要发言。其实，大家讲的只有一个意思：必须把行政哲学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建议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尽快组织召开行政哲学全国性会议。第一届行政哲学研讨会开会时间定在2003年4月上旬。因为是这个领域中的第一次会议，我们没有确定具体研讨的题目，重点讨论行政哲学的框架和基本概念。会议地点是南京财经大学红山校区。就在准备开会的时候，非典(SARS)开始在全国许多地方蔓延，会议还开不开?我给时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防非典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李一宁(后来他兼任江苏省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打电话，他告诉我，截至当时，江苏还没有发现一例非典病人。我们当机立断，只要政府还没有作出不允许集会的指令，我们就要开这个会，因为行政哲学研究已经时不我待了。会议如期在南京与镇江交界的长江边上开了。头枕扬子江，足卧茅山麓，晚上静听江轮汽笛声声，早起在“沐德园”与大学生一道晨练，白天则讨论“玄学”。会议圆满成功，结束后仅4天，江苏省政府就下令任何单位不得举行大型会议。而且后来听说，在我们回京的那趟火车上就有一个“非典疑似病例”。确实是“悬(玄)”!后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年复一年召开行政哲学研讨会，至2017年已连续开了十一届。

我描述这个由来和过程，是想说明我国行政哲学的研究者从一开始就怀抱着一种行动主义者的使命感，就没有把行政哲学当作“纸上谈兵”，就打算认真研究后用以实践，同时也想说明，行政哲学从有组织地开展研究，到有组织地进行应用，其艰辛也是很多的。虽然现在学术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实践应用更是刚刚开题破题，但通过行政哲学的研究，弘扬的“行政哲学的精神”对于丰富学术人生，深化行政学和公共管理的研究，进而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是有一定贡献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公仆之魂——试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机关精神》(发表在1998年第9期的《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上)，之所以用“魂”字，是想表达一种期待，期待人民公仆在精神世界里始终保持“一个幽灵”。颜佳华的《行政哲学问题探索》这本书，以“学者之魂”回应了时代、实践和人民的期待，学者们以多种范式、从多个角度，研究行政的精神世界，挖掘中国的行政精神，破解行政精神建设中的难题，特别是搭建古往今来中国行政精神的传承与开拓、各国之间行政精神的相互借鉴与批判的桥梁，使得中国的行政哲学精神一路悠悠走来，放出异彩。

我们读《行政哲学问题探索》还能引发对行政学的学理性、开创性想象。行政学(行政管理学)是关于政府管理的学问，是为政府决策和管理提供智力支撑的基础性应用学科。一个优秀的行政学者，首先必须了解它的服务对象，然后建立适应服务对象需求、符合学科内在规律的研究目标。我国每年公开发表的科技论文总数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却不高。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大量存在着成果与应用之间“两张皮”的问题。行政学研究成果需要转化，行政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为行政学所吸收，使之能为政府决策服务，这将有助于行政学的发展，有助于各相关学科的融合。但是，对这种转化，行政学关注和研究得不够。《行政哲学问题探索》在开创行政哲学应用的探索中，也为我们研究公共管理、经济学、法学等学问和知识成果如何转化为高质量的智库产品的一般路径提供了哲学层面的有益启迪。

智库产品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的方法、步骤和路径。任何一个好的咨询研究报告都需要经历这样的过程：第一步，要以问题为导向，从所有科技成果、现实情况中找出关于社会现象与公共治理之间的对应关系，提炼出公共管理的“话题”(topic)。第二步，要以政策议程为导向，关注“话题”中的关键点，将其转化为可研究、可应用的治理“难题”(troubie)。第三步，要以政府职能、特别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为导向，将科学研究成果概化，标识出政府有权力、有能力、有动力解决的“论题”(themes)。第四步，要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导向，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将公共性论题转化为决策者和管理者的创新性“命题”(thesis)。第五步，要以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为导向，将创新性命题转化为行政管理者熟悉的文本型“专题”(text)。

这“五步法”，即“五个题”(5T)，都与行政学、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有关，最终都属于行政哲学要研究的应用性问题。这就注定了行政哲学将在继续促进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危机管理等新兴学科发展的同时，要眼光向内、向下、向远，思考如何为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公共服务、提高智库水平等实践服务。5T法既体现了智库研究的“工匠精神”——需要经历多道工序的精心打磨，方能获得精品;又归纳了智库研究的“一般规律”——需要进行多个层次的凝练，方能进入决策;更表达了智库研究的“家国情怀”——需要解民情、顺民意、集民智，方能转化为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良策。

作者：高小平，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