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桔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武汉430073

　　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4.11.15　

　　[摘要]实证研究是行政学中的主要研究范式。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存在规范化、本土化和短缺化等问题，主要原因是缺乏规范化的研究程序和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从而制约了自身的创新与发展。本文借鉴西方规范化的研究程序、健全相应的激励约束制度，以期提升中国行政学的实证研究质量、发展科学理论。

　　[关键词]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研究程序;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4)11-0073-04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行政学恢复以来，实证研究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和成就，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整体水平上与西方相比仍然非常落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学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先后对中国行政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评价与反思，其中，凸显了对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发展现状的深切关怀与焦虑。迄今为止，国内行政学界主要从总体上分析了中国行政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但鲜见对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的分析。鉴此，本文对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存在的规范化、本土化和短缺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与反思，认为缺乏规范化的研究程序和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是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是制约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创新与发展的瓶颈。本文提出借鉴西方规范化的研究程序、健全相应的激励约束制度等改进措施，以期推动中国行政学提升实证研究质量、发展科学理论。

　　一、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实证研究强调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即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来建立理论假设，并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然后使用某些经过检测的工具对这些变量进行测量和分析，从而验证研究者预定的假设。[1]实证研究强调在面向丰富的行政实践、大量收集经验素材的基础上开展研究，有助于发展本土理论，进一步解释和指导行政实践。然而，目前中国的行政学实证研究并不能准确地解释中国的行政实践、基本面貌、特殊性质以及生成、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更不能有效地指导行政改革，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并没有真正按照实证研究的精神和程序来做，以致出现了规范化问题、本土化问题;加之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又出现了短缺化问题。

　　(一)规范化问题

　　实证研究的目的是构建科学理论，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理论?科学理论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中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相对正确的认识(理论假设)，是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或至少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即对人们的行为(生产、生活、思想等)具有指导作用。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推出进行实证研究、构建科学理论的规范化程序包括两个层面：理论构建和理论检验;四个基本步骤：(1)进行实践概括，提出理论假设(揭示客观的因果规律);(2)进行逻辑论证，证明理论假设(证明客观的因果规律);(3)形成知识体系，构建科学理论;(4)针对科学理论，进行实践检验。

　　对照上述规范化的研究程序，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在程序上的不规范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样本缺乏普遍性和代表性。一些实证研究在某一个省或市获取样本，样本数量局限于某一区域或缺少代表性，缺乏关于同一类问题的较大范围或具有代表性的经验案例或事实，使之无法进行系统的归纳，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抽象和简化，因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可能并非能够解决同一类问题的一般性政策或经验性规律(理论假设)。例如，有文献对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企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共服务动机(PMS)进行了测量，提出将PMS理论运用于公共部门的人员遴选、培养与使用，可以人本而高效地提升公共服务绩效，但是样本数据来源仅限于福建省，没有揭示一国中区域文化差异，可能对结论的普遍性产生影响。[2]

　　其二，研究缺乏逻辑论证、对因果规律的深入分析。多数实证研究在全国范围内获取样本，样本量较大且具有代表性，根据前人研究提出了理论假设(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借助回归分析验证了理论假设，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未能对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原因进行深入挖掘、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提出的对策建议往往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难以保证达到所期望的目标或结果。例如，有关文献对中国200多个地级市公共服务绩效与公民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初步证实了公共服务提供的水平同公民幸福感的因果关系，但未能对这种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和检验[3];还有文献对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统计样本，以人员投入和资金投入为输入指标变量，以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建设为输出指标变量，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绩效进行了时空差异分析和实证评价，发现其具有空间差异性、雁行形态和区域梯度性、时间动态变化性、结构复杂性特征[4]，但却未能深入分析和解释“呈现出这些结果、趋势、规律或特征的原因”，因此，提出的对策建议未必能有效地提高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绩效。

　　(二)本土化问题

　　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的本土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有西方的行政理论、无本土的实践检验，以致于无本土的行政理论。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仍然停留在大量地“消费”西方国家的理论，但却没有对这些生成于西方特定制度环境下的行政理论进行检验，没有根据中国的转型国情对西方行政理论关于西方制度环境的刻画进行必要的修正、重新设定假设条件和设置理论模型，因而不能创新和发展西方行政理论、继而“生产”出中国本土的转型行政理论，有效地指导中国政府转型。

　　其二，无本土的经验事实，以致于无本土的行政理论。有些实证研究既没有持续地进入政府部门进行跟踪调查，也没有广泛地收集各种资料和数据进行分析，对中国公共行政的真实实践缺乏深入了解，这样形成的理论结论的信度和效度可想而知。[5]

　　其三，有本土的经验事实，却无本土的行政理论。有些实证研究进行了实地调研或者进行了数据分析，但是，由于样本局限于某一区域或缺少代表性而无法进行系统的归纳、进而进行抽象和提升，无法得出一般性结论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建议;另一些实证研究虽然有大量的样本或经验事实，但研究方法仅仅停留于归纳法、缺少严格的逻辑论证。这两种研究方式均导致无法建构本土规范的行政理论。收集大量的经验事实并从中构建出一个与经验事实相符合的本土理论框架，这是当前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面临的紧迫任务。如果没有能够准确地反映现实、结构严谨、逻辑一致的本土行政理论，我们便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公共行政的真实图景，更无法有效指导中国公共行政的实践活动。

　　(三)短缺化问题

　　在对中国行政学研究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发现其中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非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成果非常少，反差非常明显。中国行政学研究以基于个案或小样本的对策研究或定性研究为主，而基于较大范围、全国范围的大型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的定量研究非常少。[6]从何艳玲对中国行政学研究成果(1995-2005)的统计评估中，可以更直观地看出我国行政学实证研究严重短缺，仅占行政学研究成果总量的4.5%。[7]实证研究的严重短缺导致我国行政学研究缺乏坚实的经验基础、难以提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同时，也形成了行政学研究的结构性失衡。

　　二、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存在规范化问题的主要原因

　　非规范化一直是制约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的核心问题，造成非规范化的原因较多，本文着重探讨在理论构建(包括提出理论假设和证明理论假设两个关键步骤)的方法上存在非规范化的主要原因，并认为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采用整体主义方法是导致其难以深入分析因果规律、构建科学理论的主要原因。

　　首先，运用整体主义归纳法提出理论假设。从近几年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的情况来看，研究人员常常将前人运用整体主义归纳法发现的某种因果规律作为“理论假设”(如公共服务绩效和公民幸福感正相关、组织规模与组织的在线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整体主义归纳法可以通过对研究所涉问题的样本总体或整体进行统计和回归分析，找出因果规律。这种方法可以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规律，但它却“无法揭示规律性的原因”，无法透彻地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因果规律，因而这些通过分析大量样本得出的因果规律只是停留在规律的表层，并不能深入地挖掘规律的内核与现象的本质—变量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

　　其次，运用整体主义演绎法证明理论假设。研究人员在运用整体主义归纳法提出“理论假设”后，又常常运用整体主义归纳法借助回归分析验证了“理论假设”，但这种方法并不能挖掘和分析因果机制;继而又运用整体主义演绎法提出对策建议，但难以从逻辑上论证对策建议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因此，无论是整体主义归纳法还是整体主义演绎法都无法从逻辑上有力地分析和证明因果规律、从而证明“理论假设”。整体主义演绎法就是研究者利用全部信息和知识，从外部整体设计制度或提出对策建议，以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一方面，由于运用整体主义归纳法难以透彻地解析现行制度的合理性，因而运用整体主义演绎法很难解释保持与发扬现行制度的原因;另一方面，运用整体主义归纳法也难以深入地挖掘现行制度的弊端、抓住问题的症结，因此，运用整体主义演绎法提出的对策建议难以有的放矢地改变激励结构、有效地解决问题。

　　(二)存在本土化问题的主要原因

　　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面对本土事实，既无法将西方行政理论本土化，也无法构建本土行政理论，根本原因都在于研究程序的非规范化。一方面，一些实证研究之所以无法将西方行政理论本土化，主要是没有分辨西方行政理论的假设条件是否适用于中国场景，对于不适合中国制度环境的，没有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调整;另一方面，一些实证研究面对本土大量的经验事实、却无法构建本土行政理论，主要原因在于其研究方法仅限于运用归纳法提出了理论假设，但对理论假设缺乏严谨的逻辑证明。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实证研究没有本土的经验事实或只有较少的本土经验事实，也无法形成本土的行政理论。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制度约束或支持。实证研究通常需要大范围的社会调查、收集相关资料、获取相应数据，当研究者没有实证研究质量标准的约束和充足研究经费的保障时，他们很难有动力、有能力深入实际，开展真正的实证研究。

　　(三)存在短缺化问题的主要原因

　　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中，基于较大范围、全国范围的大型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的研究非常少，主要原因是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包括研究经费保障制度、政府奖励制度、实证研究质量评价体系等。

　　三、改进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的措施

　　为推动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的科学化，从中国公共行政实践的大量经验事实中提出理论假设，构建能够揭示客观规律、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理论，有效地指导中国公共行政实践，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改进：

　　(一) 借鉴西方规范化的研究程序

　　我们完全可以参照西方行政学者进行实证研究采用的规范化的研究程序，即在运用观察法、实验法、案例法、归纳法对案例或样本进行归纳总结、提出理论假设后，再应用因果分析法对这一理论假设进行逻辑论证，形成一个严整的知识体系或科学理论，继而对之进行实践检验。笔者认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运用制度主义方法建构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揭示了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和指导价值，其规范化的研究程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颇具借鉴价值的研究范本。

　　1.进行归纳总结，提出理论假设。埃莉诺对在瑞士、日本、菲律宾和西班牙等国家中获得成功并各具特色的一些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制度(样本)进行了逐项分析，运用个人主义方法对这些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制度下利益相关者(包括灌溉者、守护者、执政官等)的动机、态度和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作了细致的描述，从中发现了因果规律。她发现这些不同的制度都能通过有效的激励约束结构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动机，使他们在一种复杂的、不确定的和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在不断面临按机会主义方式行事的强烈诱惑下，能够自愿遵守自己制定的操作规则，监督各自对规则的遵守情况，把公共池塘资源的制度安排一代代地维持下去。而这些不同的制度具有共同的8项设计原则(即理论假设)，归纳起来为：清晰界定边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相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嵌套式企业。

　　2.进行逻辑论证，证明理论假设。埃莉诺对上述8项原则逐项进行了逻辑论证。限于篇幅，这里仅以她对其中的监督原则和分级制裁原则的论证为例，看看她是如何从逻辑上证明按照监督、分级制裁原则设计的相关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她认为这些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制度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利益相关者自主创造了一种内部强制，分别针对灌溉者和守护者制定了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比如，针对灌溉者的激励制度(获得优秀卫士的荣誉)和约束制度(轮流灌溉制度)，针对守护者的激励制度(守护者收入与灌溉者的收成相捆绑的制度)和约束制度(解聘制度)，使得按照监督、分级制裁原则设计的相关制度在灌溉者与灌溉者、灌溉者与守护者两个层次之间可以自动实施，并以很低的成本运行。

　　埃莉诺运用个人主义方法从逻辑上进行了演绎推理，证明了这种两层监督与制裁能够有效地促使灌溉者和守护者等利益相关者自觉地遵守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规则。她对以监督和分级制裁为核心的8项原则与公共池塘资源及其制度的长期存续性之间的因果关联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之后，又分别研究了斯里兰卡、土耳其、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一些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制度，进一步从逻辑上论证了这些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制度脆弱或失败的根本原因乃是由于不能完全满足上述8项原则。[8]这样，埃莉诺从正反两面都证明了8项原则就是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从而对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一般规律进行了可信的解释。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治理制度只有在满足8项原则的条件下才能避免“公地悲剧”，改进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生存状况，造福于人类。

　　3.形成知识体系，构建科学理论。从埃莉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是通过对一些生成于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文化世界观等场景中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制度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进行归纳总结、逻辑论证、推理提炼而成的一个知识体系，但是，它并非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制度本身，而是设计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制度的原则或更高层次的规则。世界各国有了这一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理论或原则的指导，就可以根据各国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本国国情、具有自身特色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制度，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因此而具有了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

　　4. 针对科学理论，进行实践检验。为检验所构建的理论是否与更广范围的经验事实相符、是否科学，西方行政学者从事实证研究通常采用社会调查法、描述性和推论性统计方法等,从公共行政实践中收集大量经验案例来检验理论的可重复性和可信度。埃莉诺的研究给予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的最大启示：一是，运用个人主义方法构建理论。运用个人主义综合法分析、发现因果规律，归纳总结后提出“理论假设”;再运用个人主义演绎法进行推理，深入地剖析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制度对利益相关者之行为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结果，解释制度原因和行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和逻辑机制，准确地揭示了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规律，证明了“理论假设”。这些是运用整体主义归纳法和演绎法难以做到的。二是，运用抽象法从具体制度上升为普遍理论。中国行政学实证研究中，提出的制度建议不能仅仅驻足在应对具体问题的层面，还应进一步上升到制定制度的规则或原则层面，才能成为普遍性原则或规律、形成具有推广价值和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

　　(二)健全相应的激励约束制度

　　健全相应的激励约束制度需要从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1.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实证研究质量评价体系。在实证研究质量评价体系这一“指挥棒”的指引下，中国重要学术期刊、学术评价机构会自然而然地从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来着手评价论文质量，即论文的研究方法要符合实证研究的质量标准，包括概念以不同的变量形式出现，资料收集之前制定标准化的测量体系，资料以精确的数字形式出现，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果性和演绎性的，程序是标准化和可重复的，通过用统计数值和图表以及探讨它们与假设的关系来进行分析等。[9]

　　2. 完善政府奖励制度。实证研究来源于实践，又必须服务于实践。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公共行政实践具有显著的指导价值，但是，对实证研究成果的质量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检验。对于已经接受实践检验、对中国乃至世界公共行政实践具有重大贡献的本土研究成果，中国政府应给予重奖。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设置了政府奖励制度。为保证政府奖励制度的权威性，必须坚持科学、公开、公正和公平的评审原则，制定严格的评审标准，明确规范的评审程序。

　　3.加大国家层面的各类基金对实证研究的经费支助额度。开展较大范围、全国范围的大样本问卷调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分类、统计和分析，需要有充足的研究经费做支撑。对于实证研究而言，目前国家层面的各类基金资助额度普遍较低，提高实证研究的经费资助额度有助于保障研究者指向真实的公共行政实践，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建构本土行政理论，检验本土行政理论的诚实性和客观性。

　　[参考文献]

　　[1]何艳玲.危机与重建:对我国行政学研究的进一步反思[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4).

　　[2]叶先宝,赖桂海.公共服务动机：测量、比较与影响[J].中国行政管理,2011(8).

　　[3]马亮.公共服务绩效与公民幸福感：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2).

　　[4]李超显.基于DEA模型的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绩效评价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1(3).

　　[5]马骏.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反思:面对问题的勇气[A].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7.

　　[6]马骏.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反思与展望[J].公共行政评论,2012(5).

　　[7]何艳玲.问题与方法: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J].政治学研究,2007(1).

　　[8]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07-122.

　　[9]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M].郝大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89.

The Empirical Study in Science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An Analysis Based on Standardization of Research Procedure

Zhai Juhong

　　[Abstract]Empirical study is the main paradigm in the Scien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empirical study in Science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ists three problems of shortage, standard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e main causes are short of standardized research procedure and effective incentive and constraint systems, which control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mpirical study in Science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suggests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s of western standardized research procedure and consummating the corresponding incentive and constraint systems, and hopes to improve the empirical research quality and develop the scientific theory.

　　[Key words]science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empirical study; research procedure; standardization

　　[Author]Zhai Juho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